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东海的中国专署经济水域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用2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击沉了一艘“国籍不明”的小型船舶，杀害了至少十五名船员。

战后五十多年来，在和平宪法的制约下，日本的国家权力没有直接在海外行使武力杀害外国人。这一次的20毫米口径的连发枪击声，宣告了日本战后的终结。日本的宪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已经不能约束日本政府，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开始支配日本政府而复活，日本已经对亚洲民众不宣而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沟引爆南满铁道，却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开始了到战败投降为止的全面对华战争。日本把“九·一八”事件称为“满洲事变”，称为关东军的“暴走”而无法制止。这一次事件却是日本政府周密计划的谋杀，以此推动日本修改宪法（去掉和平条款）、完成向战争国家体制的过渡。

据报道，此所谓“不审船”最初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被自卫队P3C侦察机发现在离奄美大岛西北方向150公里远的东海公海的海面。按照联合国的“200海里”相关条款，作为沿岸国的日本对海洋或海底资源具有专署的开发、利用权。日本的渔业法允许海上保安厅对在日本专署经济水域内从事未经许可的捕鱼或开发的外国船只进行检查。如果违法，这是一个最多判刑为十个月的轻型“犯罪”。

小泉内阁声称海上保安厅基于“渔业法”命令该船停止受检，但海上保安厅自己承认此船不象是渔船，也没有发现任何“不法行为”。所以，带有明显威胁意图的停船命令本身是不合法的。感受到危险的小船立即逃离日本专署经济水域的公海海面。

一九九九年三月发生过所谓第一次“不审船事件”。日本选择两艘公海上航行的小航作为靶子实行修改”防务指南“的预演。在追击中，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发射1300发20毫米和13毫米口径的子弹，海上自卫队的大型巡洋舰、护卫舰发射35发50毫米口径的炮弹，P3C侦察机投下12发150公斤重的炸弹。但是，正如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野中所承认：“现行法律不允许在未受到攻击时发动攻击。……一定不能直接射击到船身。”（三月十四记者会见）当时的防卫厅长官也承认：“因为法律上的关于使用武器的限制，让不审船逃掉了。”那是一次真正的“警告射击”，目的在于使日本公众知道法律“不允许保卫日本”，以此推动“海上保安厅法”、“自卫队法”的修改，使日本可以更自由地使用武力。在国会审议通过这些法律修改时，连日本共产党也投下了可耻的赞成票。

改恶的海上保安厅法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在日本领海内外国航只有准备重大凶恶犯罪嫌疑且屡次无视停航命令，在抵抗、逃跑时，海上保安厅经过长官批准，可以使用武器。这一次事件发生在日本领海之外，该船也没有任何犯罪嫌疑。但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在追入中国专属经济水域后，竟十四次发射数百发子弹，直接射中船尾和船首，使其着火而减慢船速。面对靠拢的三艘巡视船，小船的船员用步枪奋起自卫还击，遭到巡视船186发子弹的命中射击，立即沉没下去。日本巡视船在三百米远处静观一个半小时，看着至少十五名船员浮出水面后淹死，完全无视联合国有关海上救难的义务法规。

海上保安厅能这样无法无天，当然是来自日本政府的预谋。实际上，海上自卫队的P3C侦察机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发现”该船正航行在离日本领海最近的地点。该船在从朝鲜西海岸南浦港出发的时候就被美军的侦察卫星盯上，并被通报了日本防卫厅。防卫厅十八日在种子岛西面水域监听到该船的无线通信。日本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该船从事任何不法行动，只好以“国籍不明的不审船”称之。

考虑到这个事件的国际影响，日本必须确切知道这是一艘朝鲜船才敢下手。即使知道了这是一只朝鲜船，日本也必须花数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从首相（小泉）、官房长官（福田）、内阁危机管理总监（杉田）、海上保安厅长官（绳野）到具体执行战斗的海上保安厅、自卫队官兵的准备工作。这是一次计划周到的谋杀，日本保安厅为此准备好录像，并在死者中捞出两具没有枪击伤口的尸体带回去解剖以证明是淹死的。如果存在一个真正公正有效的国际法庭的话，从小泉到开枪官兵都应该被送去公审。

据一九九八年度海上保安厅发行的《海上保安现状》，九七年一年内发现有816只“不审船”在日本领海内“徘徊”。可以想象，有多的船在日本专属经济水域内的公海上航行并受到日本的监视。日本选择哪条船作为活靶子以它的计划意图为准。正如九九年三月的第一次“不审船”事件是日本政府预谋计划以推动“防务指南”修改一样，这一次的“不审船”事件除了实施已经修改过的海上保安厅法外，还进一步包括宪法在内的限制日本在海外用兵的法律，使日本在即将到来的由美军发动在战争能够全面投入战斗。小泉已经下令准备在下次国会中再修改这些法律。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次事件，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全面、公正地调查这个事件。为此，日本政府首先必须公开所有相关有记录，并向死难船员的亲属道歉、赔偿。美国也有义务向国际社会说明它是否参与了预谋；否则，它还有什么脸面高谈“打击恐怖主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