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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革命運動內部的「肅奸」與人權

通口篤三

在天皇制國家權力之下的日本革命運動,完全談不上什麼情報戰略,總是在歷史上要求革命運動領導人民時,被「特別高等警察」等一網打盡。在日本國家權力宣告投降的短時期內,有不少日共黨員、革命人士得以進入司法、行政、立法的握有一定資源的職位。但這些人都被日共如實地按照政府法令登記報告,當美國佔領軍改變政策、扶持被打敗的日本統治階級時,這些在行政、司法部門的人便被一掃而盡。

在國家權力高壓之下,革命運動內部瀰漫著疑心重重的氣氛,在「肅奸」中演出了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

增山太助的《戰後左翼人士群像》記載到:1932年日共在工會中強制推行「打倒天皇制」計劃,為此從肉體上消滅反對強制推行的工會積極份子。其中,在朝鮮人最受信賴的「全日本勞動工會協議會」的尹基協被日共中央委員會以一票之差斷定為內奸而被射殺。當日共中央的紺野與次郎命令日共東京分部負責人村上多喜雄執行決定並交給村上手槍時,村上強烈抗議:「尹絕對不是內奸!」「黨中央內有內奸!」結果,尹基協被混入日共的最大內奸松村(真名飯塚盈延)槍殺。半年以後,特高警察借此機會一舉逮捕四千五百名工會協議會成員,把整個協議會摧毀。曾是日共政治局委員的白川晴一回憶此事時總是落淚不止:「村上與尹都是優秀的黨員啊!」

更可悲的是,協議會幹部松原(本名宮上則武)、平安名常孝連日共黨員都不是,卻因為不推行日共計劃被定為「超級內奸」、被趕出協議會並遭到日共的審問。

1933年12月,日共中央委員逸風重雄(第三號負責人)、宮本顯治(第四號)、候補中央委員褲田里見(第五號)審問中央委員大泉兼藏(第一號),小鈿達夫(第二號),結果把無辜的小鈿殺害,把真的內奸大泉放掉,後來宮本等又被警察抓進牢裡。褲田被日共開除後,在《致昨日的同志宮本顯治》(新潮社1978年出版)中,詳細敘述宮本是用柔道功夫把小鈿殺害的。

由紺野與宮本等人開始的殺害「內奸」傳統在戰後變成私刑式的黨內審問。1951年2月,日共東大支部負責人戶塚秀夫、不破哲三、高澤寅男被日共隔離審問兩個月,遭受了殘忍的暴行(安東仁兵衛著《日本共產黨私史》)。

當然,日共史上最大的「內奸」事件是伊藤律冤罪事件。

伊藤於1953年被「日共中央委員會」以「內奸」罪名開除,但此「中央委員會」本身後來被宮本主持的六屆全體協會判定為「德田分派北京機構」。後來日共的《五十年史》、《六十年史》、《六十五年史》都不提伊藤是「內奸」,而用「攪亂者」稱呼。「攪亂者」與「內奸」當然有本質不同的政治意義。

日共之所以無法明確稱伊藤是「內奸」,是因為伊藤在長達27年的北京監獄中始終沒有認罪。當時日共北京機構的負責人褲田在牢中不斷脅迫:「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要認罪,就可以保住性命。」(《伊藤律回想錄——北京幽禁二十七年》)。伊藤不但沒有認罪,當1980年9月被中共政法負責人喬石接見宣佈釋放時,伊藤還以為「組織」決定派他回日本從事革命呢!

當時,幾乎百分之百的黨員相信「黨中央」的決定,認為伊藤是內奸。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到這是日共黨史上最大的冤罪,開始為伊藤恢復名譽而活動。與伊藤共同工作過的日本農民運動領袖(組織最有戰鬥性的常東農民運動、當過兩次國會議員)山口武秀在伊藤的追悼文中憤慨地批判宮本以及日共組織的非人道性。「馬車夫國會議員」木村榮(1947年四名日共國會議員之一)見到伊藤時不住地流淚,責罵宮本「不是人」。當野板參三因為在蘇聯出賣同志的證據被發現而被開除後,日共又詭稱伊藤的命運是野板參三與周恩來決定的,日共中央委員會無法負責。

與宮本至今為止的頑固態度相比,曾經參與處分伊藤的藤井冠次(原NHK工會負責人)深為自己的罪過內疚不安,害得自己也腦充血、語意表達不清。

連基本的人權都得不到尊重的革命運動內部,還談得上什麼「同志之愛」?

(趙京摘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1年1月29日——2月19日號)

十月評論 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