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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问题与主义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没有别人比托洛茨基更具悲伤与浪漫色彩了,托洛茨基问题与托洛茨基主义同时又是现代社会主义历史不可回避的课题。

苏联解体后,我们得以知道许多原始事件的记录,关于托洛茨基的史料总是各个历史学者、相关政治派别的关注对象。尽管用英文出版的文稿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商业方面的偏见与嗜好,我们仍然可以谈到许多新的事实。我想,可以说,关于托洛茨基问题,即关于托洛茨基本人的政治生活,大家各方面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统一。这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讨论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线索与基础。

例如,负责暗杀托洛茨基的原苏联国家安全部海外谍报局负责人Pavel Sudoplatov出版了《特殊任务》(注1),关于斯大林如何直接指示刺杀托洛茨基的基本过程与动机已经确定。苏联解体后被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情报公开委员会主席的Dmitri Volkogonov利用第一手资料出版了《托洛茨基:永远的革命家》(英译版524页,由Free Press出版),应该说是目前为止最可依据的史料记载,比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或Isaac Deutscher的英文传记都客观、中立。另外,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列宁、俄国革命历史尽管带有偏见与政治上的无知,但在诸如“列宁与托洛茨基关系”等具体事例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发现。

例如,Richard Pipes算得上西方研究俄罗斯革命、苏联历史的权威。他从列宁的新解密档案中指出: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没有个人的亲密关系,列宁对于托洛茨基的政策性意见多置之不理(注2)。自称或被称为“红军创建人”的托洛茨基在1919年9月30日写给列宁的备忘录中批评红军对邓尼金白军的战斗失利并预料进一步的撤退,被列宁批注到“神经病”。事实上,邓尼金的后方已经完全空虚溃乱,其军队北上已经到了尽头,一个多月后,就被红军彻底击败了。与托洛茨基相对应,斯大林从来不提出自己的理论或政策,而只是忠实地执行列宁的政策并提出具体建议请列宁指示。这正是列宁所需要的。政策会引起争议、混乱,方法却需要多方面考虑、建议以贯彻政策。在列宁病重期间,托洛茨基平常不去看病,在列宁去世时竟然在南部疗养并不赶回莫斯科参加葬礼,让斯大林成为名符其实的“列宁继承人”。从这种意义上看,托洛茨基缺乏在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体制下的基本政治技巧。

比列宁年轻十岁的托洛茨基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内游离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只是到了十月革命前夕才得以返回俄罗斯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在托洛茨基十年的西欧放逐、列游(及短暂的美国逗留)中,用外语生活的托洛茨基亲身体会到只有革命在西欧中心(德国)的胜利才能确保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这是流亡期间只局限于俄罗斯革命者圈子内(注3)、归国后埋头于政权生存的列宁无法产生出来的。

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那时确实需要托洛茨基的天分,在列宁不能露面时,只有活跃在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把苏维埃置于布尔什维克的控制之下。十月革命之后,托洛茨基被赋予最紧迫的外交责任与德国进行为结束战争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尽管客观上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筹码,托洛茨基已被证明不适宜行政与官僚的管理而被闲置起来。只是在在内战中,托洛茨基的鼓动天才又得到进一步发挥,这是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的两大主要功绩。但是,正如托洛茨基也明白到的,布尔什维克以及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准备让一个犹太人鼓动家成为其领袖。在1919年3月的第八次中央委员会选举上,托洛茨基只是第九名,而斯大林与布哈林并列第二。此时列宁掌握绝对权力,托洛茨基的命运实际上在“列宁体制”下就已经注定。

在承认列宁权威、一党专政尚未确立的条件下,托洛茨基的个性浪漫发展得以控制在布尔什维克容忍范围内。托洛茨基的才能,如果在一个民主性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即允许多党制的条件下,以一个反对党的形式出现,可能会表现得更出色。但是,托洛茨基既然本人已经帮助了“列宁主义”一党专政的形成,在这个体制下,他必须显示出比布尔什维克更布尔什维克才有机会在与斯大林等正统的布尔什维克的争夺权力斗争中获胜。托洛茨基当然没有获胜的机会,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布尔什维克;同时,我们也不能期待托洛茨基真的会成为列宁主义的“党内反对派”,因为列宁主义体制下已经不可能存在“党内反对派”。真正的苏维埃内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派(孟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党左右派等)、苏维埃外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派(无政府主义者等)以及非社会主义的各种社会势力(教会等),已经在内战中被列宁、托洛茨基等以肉体上消灭或瓦解了。实际上,甚至白卫军运动也不是为恢复沙皇专制而兴起的。这致命的后果就是民众(包括一般党员)与政治的分离。当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试图“发动群众”时,没有基层党员与群众对此权力斗争感兴趣。至此,革命的精神已经彻底死亡了。对比今天的俄罗斯政治,那时的即使最右翼的社会主义反对派也显得非常革命。所以,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西方进步人士强烈谴责列宁与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葬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发展(注3)。

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多少接触到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的疑问,但他已经不可能否定自己的错误,更不可能如列宁在世时那样对列宁提出任何异议。例如,在镇压Kronstadt水兵起义(主要针对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弊端)的过程中,列宁、托洛茨基亲自下令执行,但托洛茨基却谎称这是捷尔任斯基的一手操办,别人无法插手。

相对于比较简单的作为历史的托洛茨基问题,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托洛茨基主义却早已成为(并不能说成功的)国际运动。这已经超越学究范围、不可能也没必要(过早)评议。唯一重要的是:在斯大林体制崩溃、毛泽东体制蜕变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衰退中,托洛茨基主义作为突出的反抗全球性政治倒退的一个方向,具有别的任何国际主义不可代替的功能。


注1:Pavel and Anatoli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1994, USA. 赵京,苏朵普拉托夫《特殊任务》札记,十月评论2001年第二期。

注2:R. Pipes, "Unpublished Lenin", V. N. Brovkin eds., "The Bolsheviks in Russian Socie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注3: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Emma Goldman 1921年回到俄罗斯见到列宁。她吃惊地发现列宁不懂英语。列宁向她表示布尔什维克没有、不会镇压“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Marshall Shatz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New York: Quadrangle Books, 1972.

注4:作为世界语言大师与无政府主义者,乔姆斯基在美国拥有MIT终身教授等头衔,这影响着他在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等时,下意识地以美国主流社会(如纽约时报)为对象、听众。

(赵京2001年6月17日,San Jose,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