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日本邁向政治大國的摸索

由吉田茂確立的成為戰後日本政治主流的所謂“吉田路線”還包含ぴ對中蘇這兩個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大國的不同質的認識﹐比美國強硬地要求的冷戰圍堵政策較有 七十年代才實現的緩和的先見之明。而被美國釋放、收買的岸信介雖然強行通過了 安保條約卻不可能再發展下去。自池田“國民所得倍增計劃”以後的各屆內閣又恢 復了“吉田路線”。在國際冷戰構造的動蕩年代裡﹐美日同盟以在政治、經濟、產 業、文化等方面的密切關係為特征﹐掩蓋了潛在的軍事意義﹐連“同盟”這個詞也 不見使用。

進入冷戰後期的八十年代的美日同盟面臨的新選擇主要是由在雙重赤字下掙扎的美 國的衰退與在泡沫景氣下膨脹的日本的地位變化帶來的。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因素 既然是日本﹐日本“免費享受安全保障”的防務政策成為美國急需改變的要求。日 本的統治階層明白﹕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日本邁向政治大國的條件已經成熟﹐但 其必經之路是支持、輔助美國(不管以後會如何變化)。

1982年11月上台的“民族主義者”(注1)中曾根的內閣﹐在相應的日本的國際經濟地 位下追求政治地位﹐在國內實行“戰後政治總決算”﹐在外交方面追隨裡根政權對 蘇聯強硬。中曾根1983年1月訪美時﹐連發驚人之論﹕“日本列島是不沉航空母艦”、 “緊急時日本將封鎖三大海峽”等。

被稱為“強勢總理”的中曾根在兩期任內並沒有完成日本希望的轉換。日本的總理 由執政的自民黨各派閥之間協議產生﹐出身于小派閥的中曾根不可能象他沒當上總 理時那樣蠻干。與胡耀邦個人交誼的中曾根沒想到參拜靖國神社、改改教科書、以 政府官僚的身份講幾句關於歷史問題的“真話”﹐都遭到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強 烈的抗議。中國、韓國等現在能夠就日本的“內政”發言﹐表明他們之間的關係已 經相當緊密﹐不只停留在遙遙相對的階段。日本越要擺脫亞洲擠入世界大國﹐越顯 示出其亞洲背景與歷史制約。

自從1955年自民黨連續執政以來﹐自民黨國會議員幾乎全來自于原議員后代或秘書 (所聞“世襲”議員)、中央政府官僚和地方官僚。多達三分之一的世襲議員來自選 區(後援會)的利益代辦﹐對於國際社會沒有知識、興趣與相應的政策能力。自民黨 議員日益腐化的醜聞加劇了這種趨勢(注2)。日本的政策、特別是對外政策﹐掌握在 能幹的官僚手中。社會黨等反對黨本該具有“國際主義”的視野並可利用在野的立 場提出轉換的方向﹐不過﹐現在我們知道﹐除了體制外的共產黨外﹐所有的在野黨 都早已被腐化了。

就這樣﹐完全沒有對應冷戰結束能力準備的日本政治突然迎來了冷戰的終結。而且﹐ 這個終結的起始不在美蘇或歐洲而發生在中國。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 事件迫使呆滯日本的政治結構發生爆破性震蕩。與歷史上多數事件一樣﹐這個過程 以鬧劇開場。


注1﹕日本人對“民族主義者”這個用語的漢字表達也很敏感﹐常用表示發音的片假 名來表達相同的意思。

注2﹕1976年﹐河野洋平等為了擺脫自民黨的腐敗形象﹐脫黨組成“新自由俱樂部”。 但河野本人就是繼承父業的世襲議員。


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1998年8月于San J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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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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