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日本政治權力的結構與變遷

從以上美日同盟關係的起始、形成、固定與展開(安保條約、地位協定等)過程中﹐ 我們清楚地看到美日同盟是一個五角大樓、美國國務院與霞關(日本政府所在地)的 聯盟。它與美國國內政治直接關係不大﹐主要由相關的政府機構決定(也帶有部分民 間組織的參與)﹐但卻直接決定ぴ、反映了日本國家權力的性質。因此﹐在論及美日 關係時有必要對日本的政治權力構造作一番考查。

一、日本統治結構的內在矛盾

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社會制度、組織、現象﹐都有其合理的存在依據(即所謂“凡是存 在的就是合理的”)﹐揭示出它們背後的憑據﹐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各種權力支配結構 是多麼地步合理(因而顯得脆弱、強暴)。討論日本的統治權力機構﹐首要必須認識 天皇(注1)制度的本質。

1. 昭和天皇的直接戰爭罪行

每逢日本的戰敗記念日﹐特別是1995年的“終戰”五十週年記念﹐在日本政府多氖冗氻U的日本人只提及廣島、長崎﹐使用原子彈的罪過成為新聞以及部份“學者” 討論“那場戰爭”(注2)的中心議題﹐很少人提到那場戰爭的全面性質。

其實﹐即使只討論作為戰術使用的原子彈使用﹐如果日本統治階層真正為日本民眾 的生命財產ぴ想﹐在早已徹底失敗的命運下應該及早接受波斯坦宣言、結束戰爭。 但當時統治日本的國家權力集團最大的關心卻是如何保存“國體”(天皇的國家統治 大權)。他們篡改英文翻譯﹐企圖把天皇的“國體”逃避出改編之外而僅僅變更作為 “御前會議”執行機構的“日本政府”。 日本的軍部(注3)分裂成一切服從天皇的 “承詔必謹派”與“神州防衛派”﹐後者堅持認為﹕即使暫時違背昭和天皇裕仁(注 4)的意圖、在更大的意義上維護皇祖皇宗建立的“國體”才是真正的忠誠。正是後 者才構成維護支配日本民眾的天皇制度的現實政治勢力。沒有不惜以身犯“法”的 自殺行為(如“神風隊”)﹐日本統治階層也就失去了最後的鎮壓威力。

有時候﹐極端軍國主義的少壯派也成為上層統治集團推行全面專權的“犧牲品”﹐ 作為“曹操的糧草官”把頭顱供天皇制度使用。神格化了的作為制度的天皇有了一 個極端才顯出自身的“中庸之道”來。1936年2月26日發生的“二、二六事件”就是 這樣的典型﹐天皇用幾個下級軍官的頭顱確立了絕對的專權﹐取消了本來就附庸的 反對政黨和新聞自由﹐為投入即將到來的對中全面侵略戰爭做好了準備。

在戰爭中被宣揚為神的天皇並沒有能阻擋日本全面投降的命運﹐我們從裕仁對於掌 握他命運的麥克阿瑟的奴從心態可以完全看透他沒有絲毫超越凡人之處(注5)。今天 的許多日本文人為了替天皇推脫戰爭責任﹐撰文說天皇在戰爭期間深具人性﹐不忍 見到生靈塗炭等等。或許﹐作為個人﹐裕仁與希特勒、墨索裡尼有不同的性格﹐但 是﹐作為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首腦﹐他們負有同樣的罪行。對於日本的戰爭處理﹐ 首先必須懲罰裕仁、廢除天皇制度。正如剛從獄中釋放出來的德田球一等在《告日 本人民書》(1945年10月10日)中呼籲的那樣﹕

“我們的目標是打倒天皇制、樹立起基于人們總意的人民共和政府。長期以來的基 于封建意識形態的軍事警察專制、把人民當牲口不如來對待的殘暴政治、毆打拷問、 監獄、伴隨ぴ屠殺的殖民地榨取等﹐與軍國主義侵略、在中國、菲律賓等地的侵略 暴行﹐以及世界天皇的妄想﹐都內在地密切相關。正是天皇的本質、他們的的自家 廣告﹐反而暴露了其欺騙性。這樣的天皇制、即天皇與宮廷、軍事官僚、行政官僚、 貴族、寄生地主以及獨佔資本家的結合體﹐如果不一掃而光的話﹐人民就不會獲得 民主主義的解放、世界就不會獲得和平”(注6)。

可惜﹐德田以及普通日本民眾的要求沒有實現的基礎﹐因為日本的戰敗結果並不直 接意味著日本民眾與亞洲民眾的解放﹐凌架於日本民眾之上的新的軍事力量首先是 為新起的大國(美、蘇以及蔣介石政權)的“國家”(統治階層)利益服務。直接佔領 日本的美國的對日政策決定要利用天皇共同對付新的敵人﹐日本失去了廢除天皇制 的歷史時機(注7)。殘存的天皇逐漸誇張起“文化傳統”以掩飾其主要的政治上的歷 史角色。

2. 作為“文化傳統”的天皇制度

以神道為名稱的意識形態﹐本是與日本文明進步無關的皇統文化﹐除了關於如何支 配民眾之外並沒有什麼物質或精神的內容﹐其起源與別的民族的原始社會並沒有太 大差別(注8)﹕即發源與巫術鬼怪。《魏志》中倭人傳部份記載邪馬台國的女王卑彌 呼“能事鬼道以惑眾”﹐即說明日本小國群立的王權首先出自巫術能力。日本的天 皇制度﹐大致是在容忍小國王權支配的基礎上間接支配民眾﹐並吸收中國大陸的文 化來強化中央集權性的古代官吏體制而形成的。在皇權還沒有發達起來之際﹐天皇 也繼承了最高司祭的祭祀大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每當皇權興旺的時候﹐沒有用處的天皇的祭祀職能就被忘掉﹐ 是自從彌生時代以來天皇“國體”不發達的、沒有清算掉的“隔代遺傳”﹔每當皇 權衰落時﹐天皇的祭祀職能又顯得重要起來。在戰後﹐但皇權的直接政治角色被取 消後﹐作為“文化傳統”的天皇的祭祀職能才顯現出來﹐成為天皇繼續發揮政治功 能的最重要形式了。

再具體地看﹐由天皇充任最高司祭的神道雖然被封為日本的“民族宗教”﹐好像與 彿教、儒教以及後來進入日本的基督教相當﹐其實神道既沒有教義、經典﹐又沒有 組織結構﹐只不過繼承了一些舊有的巫術禮儀﹐在鐮倉時代以後人為地製造出來﹐ 成為為天皇政治統治服務的精神工具。

這些巫術禮儀中﹐最有社會意義的是春耕開始時的祈年祭和秋收時的新嘗祭。這種 民族宗教只是一種村落的農耕行為﹐沒有固定的設施或強制規範。到了明治(1868)以後﹐天皇絕對主義的國家官僚專制統治形成﹐日本國家開始從制度上保護、強化 作為“國教”的神道。例如﹐在每一次大規模地動員民眾生命、資源投入與外國的 戰爭之後就在神社裡設置醒目的記念碑供民眾參拜﹐完全脫離了宗教的本色(注9)。 得到政府資助的神社﹐配合日本的皇權國民教育﹐在日本迅速現代化的國家體制中 扮演了不可缺少的功能﹐最終成為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國權手段(注10)。

3. 靖國神社

帶有神秘威勢的靖國神社是日本國權神道德集大成。1869年(明治2年)6月29日在東 京中心的九段憧悀悇荂坐U詔”奠基修建起佔地約10萬平方米的“東京招魂社”。 十年以後﹐日本政府看到由美國艦隊帶來的歐美列強的威脅與刺激﹐意識到即將到 來的巨大國民犧牲﹐由天皇正式賜名“靖國神社”﹐準備好國家神權的祭典設施﹐ 揭開了靖國神社至今為止的罪惡歷史。明治天皇11回、大正天皇5回、昭和天皇54回 “親臨”靖國神社﹐加上不計其數的皇室大祭、合祭祀等“英靈參拜”活動﹐形成 了公開或潛移默化的“靖國神社史觀”﹐在各個領域、層次、時代支配、影響ぴ日 本的政治生活。

除了神社設施本殿外﹐靖國神社裡的“游就館”(注11)與“靖國會館”(原為游就館 附屬的國防館)的內容完全顯示出與宗教無任何聯係的十足軍國主義遺傳﹐真應該把 其中的遺物連同歌頌為天皇捐軀的記述展示在華盛頓中心的“納粹集中營博物館”。 人們在這裡看到的是日本國家權力如何在踐踏、侵略其他亞洲民眾的同時剝奪調自 身民眾的基本人權。

靖國神社雖然仍然保持ぴ祈年祭、新嘗祭以及春季、秋季例大祭等﹐但它最引人注 目的儀式當然是每年七月十三至十六日的御靈祭和八月十五日的“大東亞戰爭終戰” 記念活動。在以天皇歷史、戰爭遺屬為中心的“英靈”悼念活動中﹐看不到祈求和 平的願望﹐而籠罩ぴ刺激日本政治的宣泄陰影﹐成為右翼、軍國主義勢力的大觀園 (注12)。

靖國神社得以維持至今﹐也有其一定的民眾基礎。從靖國神社發行的《會報》、 “全國戰友聯合會”發行的《戰友連》等傳單中可以看出﹐喪失了“國民神社”地 位的靖國神社在政教分離的日本憲法原則之下﹐雖然受到日本統治階層和右翼勢力 來自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支持﹐但畢竟今非昔比﹐除了不遺余力地在國會等 爭取恢復原有地位外(注13)﹐靖國神社唯一能打動人心的就是那些同時作為危害者 的受害者以及家屬的感情。

作為戰爭的性質而言﹐是由日本發起侵略戰爭直到投降(注14)。然而﹐那些抱ぴ為 國、為天皇捐軀開赴戰場的普通民眾﹐雖然有許多人犯有不可饒恕的罪行﹐但主要 地是日本軍國主義、天皇制度的犧牲品。每當筆者遇到戰爭傷殘者或死者的家屬(注 15)﹐有時候遇到跪在路邊行乞的老兵﹐都深深地為日本的民眾悲哀。從某些細節表 現上﹐不少為了同伴、戰友而犧牲的日本人個體體現出值得尊敬的品行(注16)﹐簡 單地把他們都定性為幫凶﹐正好把他們推向日本統治階層的宣傳利用。

在美國支持下的日本統治階層既然連頭號戰爭犯人(天皇)都不懲處﹐當然不能指望 他們會賜予普通民眾正義與公正﹐因為如此一來﹐統治階層也就不能維持他們對民 眾的支配了。這就是為什么他們不遺余力地保存天皇制的原因。天皇既然無罪﹐為 了天皇盡忠的東條等戰犯就容易被打扮成“國民英雄”(注17)﹐1998年5月﹐歌頌東 條的電影《自尊與命運的瞬間》終于堂皇地出世(注18)。祭祀東條等戰犯的靖國神 社就這樣成為軍國主義教育的道場﹐“祭祀英靈”的靖國神社的這個功能﹐隨著美 日同盟的進一步擴張以及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越發顯示出來(注19)。

4. 所謂“武士道”

明治以來﹐日本的御用文人找到武士的道德作為日本的光榮傳統並賦予其“國民道 德”的地位。今天我們聽到的“武士道”不同於在實際歷史上存在並發揮過積極作 用的出家武士的道德。後者一方面包括武士直接對主君(但不是天皇)的忠勤﹐同時 也包括主君對離家單身赴京求職的武士的義務﹐武士與其主君的關係與其說是奴隸 與奴隸主或農奴與封建領主那樣的隸屬關係﹐倒更象今天的職員與老闆的契約關係。 我們在文學、電影裡只看到武士為主君賣命的描寫﹐很少人知道、關心那些計算恩 賞的令狀。武士的道德﹐說穿了﹐與今天的買賣關係的商業道德一樣﹐決不是單向 的“獻身”精神。

例如﹐作為日本人心目中“忠臣”典型的賴朝家臣富山重忠﹐其出身是討伐賴朝的 平家的武士。筆者記得在岡山縣的一個古代城堡就看到描述君主對他的武士們的道 德﹕戰鬥失利﹐他求得對方不虐待自己武士的承諾而自殺負責。與我們今天在美國 看到的公司兼併情形差不多。

如果按照這樣的武士的道德﹐裕仁選擇他作為天皇的起碼的道德﹕自盡﹐也算是盡 到了本分﹐何必裝模作樣去“感動”對自己操有生殺大權的戰勝國將領呢﹗統治階 層為了維持他們的對民眾的支配﹐早把“道德”二字從他們的詞彙裡取消了。

武士道把主從關係規定為無條件的獻身的道德﹐就完全脫離了世俗生活中的武士道 德﹐成為國家統治機構人為地製造出來的強迫民眾為天皇獻身的統治制度(注20)。 這種由皇家御用的“文化”傳統越被強調為“國體的精華”、“萬邦無比的日本精 神”﹐就越嚴重地阻撓真正日本文化的進步。其實﹐在日本統治階層在選擇武士道 之前﹐也曾試用過佛教的“鎮護國家”機能(聖武天皇﹐741年)﹐與由個人修行達及 正果的佛教本身並不相關﹐被後來興起的淨土宗改革(1224年)揚棄﹐日本統治階層 才找到神道的。這個“人造”神道﹐已經不是對天皇個體的崇拜﹐而是對以天皇為 代表的統治集團的服從。

再具一個例子。除了政治灌輸外﹐日本的統治階層也很容易地在形成階段的日本資 本主義裡注入神道的精神支持財閥的形成。日本的財閥雖然在戰後被佔領軍強制解 散﹐但很快在大藏省、通商產業省的推動下重新合併﹐把中小企業編入其“系列” (注21)之下﹐不能參入正常的“自由競爭”(注22)。美國人後來因為貿易“摩擦” 才注意到起因於這個日本“文化”的特征阻礙了美國商品進入日本市場﹐開始大加 討伐。

5. 阻止日本政治結構倒退的因素

雖然日本的統治階層沒有失掉他們在戰爭中的地位﹐但戰後日本政治構造卻經歷了 結構性的變革。從形式上看﹐新憲法由於美國的戰略意圖、中國的內戰結局等國際 因素﹐實際上只是一個妥協條文(例如仍然保留下天皇制)﹐需要日本的民主主義在 自身成熟的基礎上修改完善。但是﹐作為一個起點﹐新的憲法對於經歷了戰爭體驗 的日本民眾提供了主權在民、尊重人權、和平建國等基本理念在戰後的社會裡不斷 深化、發展。特別有意義的是﹕在新憲法之下﹐經濟民主主義獲得了比較徹底的確 立﹐財閥解體了(制訂了《反獨佔法》)﹐工會組織權利、罷工權利、男女平等權利 等也確立起來了。

所有這些歷史性的進步﹐正是日本實現戰後經濟高度成長奇跡的出發點﹐也是日本 在整個戰後的冷戰期間﹐對外沒有直接帶來威脅、在內維持ぴ能夠抵制自民黨一黨 執政軍國主義化趨勢的“保守對革新”的政治體制。

這個國際冷戰局勢下的相對平穩政治結構﹐當然會隨著冷戰的終結而變遷。這毫無 疑問﹐但實際發生的這個過程還是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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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日語中繁雜的敬語體系本身就是社會支配意識的體現。日本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如果發達起來﹐必然成為對以天皇為頂點的日本支配權力機構的批判。本論中為了 記述的方便﹐不特意對日語的慣用語加以中性的修改(如“日皇”)。

注2﹕日本人就如何稱呼到1945年8月15日為止戰爭沒有統一見解﹐從“大東亞戰爭”、 “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戰爭”等稱呼上就可知對此戰爭的 立場。

注3﹕直接援用日語﹐主要指身為軍人熱衷政治權力的好戰分子。有一些軍階並不太 高的軍國主義者(如石原)異常活躍。

注4﹕昭和是年號、裕仁是名﹐天皇沒有姓﹐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所以天皇 不需要姓。日本的姓氏制度來源於君臣關係﹐從天皇那裡得到姓氏賜予的臣民是為 了更方便地為天皇、國家服務(征兵、繳糧、繳稅等)。朝鮮人被強制使用日本姓氏、 日本皇歷﹐都是出於日本統治階層“便于管理”的相同意志。今天的繁雜的日本戶 籍管理正是日本社會的家庭、婚姻、財產等制度的基礎。就連筆者本人的姓因為在 中文裡有繁、簡兩種寫法﹐在日本的官廳也遇到不必要的麻煩。

注5﹕日本的無聊作家們樂於宣揚的一個臆想是﹕麥克阿瑟本來準備懲處裕仁的﹐但 在接見裕仁後被裕仁的人格所感動﹐改變主意確定讓他繼續在位。

注6﹕《昭和史全記錄》﹐每日新聞社﹐1989年2月。

注7﹕一些中文文獻喜歡宣稱是蔣介石的“大恩大德”保持了天皇制﹐其實﹐蔣介石 在處置日本問題上的發言權很有限﹐只能提供讓美國參考的意見。

注8﹕日本戰前的教科書完全沒有原始社會的歷史﹐把日本的歷史起源於“神代”﹐ 即日本先有君(國家)、後有民﹐然後才產生了文明。以下的關於歷史的記述引自家 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岩波新書367號﹐1959年。

注9﹕普通外國人在日本的擁擠的城市裡不易遇到地方神社。筆者1990年夏天在島根 縣的一個漁村調查時第一次注意到當地神社裡的“日清戰爭”(甲午戰爭)記念碑在 地方村落住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注10﹕圍繞ぴ是否應該用政府費用修建神社在各地發生了不少關於憲法解釋的訴訟﹐ 至今沒有勝負。

注11﹕取義於《旬子》「勸學篇」﹕“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在這裡有什麼 關係﹖難解。

注12﹕筆者1995年決定離開日本時在8月15日第一次造訪此地。

注13﹕日本首相和國會議員參拜的政治含義就在於此。橋本、小淵等自民黨實權人 物在當上總理前都是“遺族會”的會長。

注14﹕細川剛當上總理時坦率地承認過﹐但後來在統治階層主流派壓力下又改口了。

注15﹕筆者在日本的大學學習期間﹐與學部大樓守門的川端老人接觸較多。他在上 海作戰時左腿受傷﹐戰後受到日本國家“照顧”﹐給了他這個工作﹐不至于無處安 身。

注16﹕普通的民眾常常身不由己地被置身於集團(國家、民族、宗教等)對立之中﹐ 有些人趁機作惡﹐更多的人被迫受難。筆者在大學生時讀到《靜靜的頓河》﹐第一 次就此問題受到啟迪。

注17﹕在遠東裁判時被美國佔領軍收買、提供了不少情報的原陸軍兵務(憲兵)局長 少將田中隆吉在《直言太平洋戰爭的敗因》(改定版﹐1984年長崎出版社發行)中揭 露﹐剛開始時東條等堅持“天皇無罪、自己也無罪”的態度。但如果大家都無罪﹐ 不用說受害的亞洲民眾﹐連操縱遠東裁判的美國也不會答應。東條等既然處於“臣” 的地位﹐決定了他們只有替天皇頂罪、“殺身”才能“成仁”。東條等馬上明白了 這個道理﹐知道日本的新統治階層雖然無法在遠東裁判中為他們爭取無罪﹐但會在 日後的日本社會中為他們“平反”的。

注18﹕參見筆者翻譯的評論《自尊與命運的瞬間》。

注19﹕應該看到﹐美國是可以預見這個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明顯後果的。那麼﹐美 國為什么這樣作呢﹖其中的一個意圖就是以此激起亞洲各國的恐怖心理﹐許多亞洲 國家(特別是韓國)首腦轉而要求美國在亞洲的駐軍。

注20﹕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第四章「封建社會成長期的文化」﹐岩波新書367號﹐ 1959年。

注21﹕系列一詞的英文拼寫keiretsu已經成為描述“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專用語。 不過﹐日本的企業內部倒多用group(集團)的日語片假名發音。

注22﹕至今﹐以銀行為系列的日本企業在每年新職員入社的儀式中都要去神社參拜。 筆者本人1992年3月體驗過這一場景。神道也是日本大型商務活動中的舊有的一種信 用保證﹐背後必須有政府的“指導”。銀行的高級管理職員多對神道很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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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京1998年8-9月于San Jose。

此文獻可自由引用﹐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二、天安門事件對日本政治的影響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日本的急劇膨脹是與中國的急速衰落同時進行的。從傳統 的視野來看﹐在中國發生的急劇變動﹐無論是強盛(多伴隨ぴ統一)還是衰退(多伴隨 ぴ分裂)﹐都為週圍地區帶來極大的影響。近代以來﹐外部因素(歐美列強與日本)主 導了這個變化。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後﹐中國大陸再次獲得了統一﹐1949年成立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更以前所未有的強力牢牢地支配ぴ中國大陸。不過﹐這一次﹐在這一 區域存在ぴ另一個更強大的勢力阻礙ぴ中國發揮過去那樣的影響﹕中國甚至沒有能力 收復日本已經歸還的島嶼。朝鮮戰爭的爆發﹐徹底截斷了中日之間持續上百年的動蕩 關係。

美國強加給日本一個和平憲法時﹐預想ぴ一個比較民主、自由的中國的出現(注1)﹐ 但實際的發展卻成為﹕一個在東亞維持帝國主義舊式霸權的美國與一個由一黨支配 的中國相互作用﹐助長ぴ日本朝再軍備的方向發展。對於沒有經過自主民主主義發 展的日本而言﹐再軍備必然表現為軍國主義復活﹐表現為對民主主義的否定(注2)。 戰後日本政治展開的主線﹐就是一方面民主主義在民眾裡生根、開花、結果﹐另一 方面軍國主義在國家政權裡逐漸復活的對立過程。這兩個方面的強弱消漲﹐在很大 程度上依賴於美國(世界頭號強權)與中國(日本所在區域的大國)的政治情況。

1. 日本冷戰政治構造的特征與日本社會黨

當蘇聯突然瓦解的時候(注3)﹐整個世界都很難接受這個事實﹕這麼強大的帝國怎麼 可能消失呢﹖今天看來﹐整個 蘇聯的歷史﹐尤其是其後期的“發達社會主義”階段 的虛假強盛﹐反而是驚人的事實。與此同樣﹐在日本的政治構造中﹐當最大的反對 黨社會黨(注4)崩潰時人們也很難接受這個事實。但我們略加思考﹐反而要驚異﹕本 來早就失去影響的這個反對黨竟然能夠抗衡自民黨四十年﹐還能不時擺出取代自民 黨的姿勢。社會黨的“黃金時代”其實是冷戰所賜。

雖然社會黨的來源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以來的“勞農派”馬克思主義傳統﹐社會黨 作為組織是在戰後終結不久結成的。總的來講﹐社會黨總是小心地避免與國家政權 (包括戰後的美國佔領軍當局)發生正面衝突﹐它的右翼一直在與當政者合作(包括在 戰爭期間)。1947年美國佔領軍當局轉換政策﹐從推動民主到反共清洗﹐客觀上幫助 了社會黨通過民主同盟控制了日本的多數工會組織。1950年﹐在朝鮮戰爭期間﹐由 各分離的產業工會組成“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簡稱總評)﹐成為社會黨的最大 支持力量並向社會黨提供不少幹部。與此同時﹐勞農派組成社會主義協會與勞動大學﹐ 從理論、教育上支持社會黨。

1955年﹐分裂的社會黨左、右派再次聯合﹐形成奪取政權之勢。這刺激了右翼政治 勢力的聯合﹐促成自由民主黨的結成。這個所謂“自社對決”的“五五年體制”﹐ 一直維持到1993年社會黨的決定性衰退與自民黨的暫時推出政權為止。

在1960年的反對安保條約的鬥爭中﹐在激進的學生運動的影響下﹐總評動員了上百 萬的工會成員上街支持學生﹐特別在6月23日達到高潮。安保鬥爭以後﹐社會黨完全 成為體制內的反對黨﹐主要通過國會來牽制執政的自民黨﹐總評則集中力量到“春 鬥”(注5)之中。另一方面﹐雖然統治階層強制地通過了安保條約﹐壓制了三池罷工 等﹐但也害怕反抗鬥爭繼續下去或類似的鬥爭發生﹐全力把民眾的主意力集中到經 濟發展上﹐帶來了經濟上的發展奇跡。社會黨在這一期間為了日本經濟的發展也起 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與其他發達工業國家一樣﹐達成高度經濟成長的日本的工會變得越來越保守、狹隘 與軟弱。總評雖然擁有55%的工會成員﹐但四分之三的日本勞動者沒有加入工會。許 多中小企業以及非熟練的勞動者沒有自己的工會﹐他們的許多人投票給1964年成立 的、以創價學會為母體的公明黨。當中曾根內閣與八十年代初期推行國有產業(電訊、 鐵道、煙草等)私有化時﹐總評拒絕支持國鐵工會的罷工行動。1989年11月﹐已經由 總評與右翼工會“同盟”(注6)合併改名為“連合”的組織進一步包括公共機構的工 會﹐下屬766萬成員。

與總評專一地、無條件地支持社會黨不同﹐連合按照其是否“熱心改革”有選擇性 地支援社會黨的競選人(注7)。連合在1986年的參議院選舉時也推舉“連合”候選人 並獲得12個席位。而1989年12月成立的專一支持社會黨的全國勞動組合聯絡協議會﹐ 只包括28萬名成員﹐社會黨的基礎進一步被削弱。

在冷戰的構造下﹐社會黨的作用可分為兩類﹕首先﹐日本的統治階層本身並不強大﹐ 自民黨對於社會黨能夠吸收大部分的反對勢力到體制內來運作“樂觀其成”。戰後 以來﹐不少調查分析都表明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支持度總和為一定比率﹐也就是說﹐ 社會黨勢力的消漲沒有影響自民黨的地位。或許﹐更重要的是﹐社會黨在與自民黨 的交往中﹐已經“成熟”得使自民黨可以放心地把政權交給社會黨(注8)。

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冷戰構造之下﹐跟隨美國的日本統治集團自身完全斷 絕了與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正常聯係。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日本政府必須依 靠、容忍社會黨與蘇聯、中國、朝鮮等一黨專政的執政黨建立友好關係以確保兩國 之間的非官方渠道。特別是對中關係﹐因為與蔣介石政權建交更得依賴非官方的聯 係。例如﹐1959年5月﹐中國政府因為長崎展覽會上的國旗事件中斷了與日本的非官 方貿易往來﹐淺沼委員長率領社會黨代表團訪問中國﹐除了借助中國鞏固社會黨在 日本政治中的地位外﹐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恢復兩國之間的“非官方”貿易往來。正 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淺沼代表團能與中國共產黨發表共同聲明﹐宣稱美帝國主義 與日本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這樣的言行在冷戰構造之下的日本政 治﹐有助於加固社會黨的地位﹐連美國也不得小看社會黨。

作為日本的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友好關係的唯一政治勢力﹐社會黨即使從事違背日本 “國家利益”的行為﹐日本政府也只好默認。例如﹐關於教科書問題﹐由社會黨向 中國政府提供情報﹐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抗議後﹐社會黨再在國會內以“亞洲國家 的抗議”的理由批判日本政府(注9)。

如此﹐不難理解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對日本政治構造、對社會黨的衝擊﹐但實際發 生的轉變﹐卻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

2. 天安門事件的衝擊

1989年6月4日﹐強行突入天安門廣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宣告了在東亞、在世 界範圍內的冷戰開始崩潰。

天安門事件的最大得益者是東亞的兩個中國的直接對手﹕日本和台灣(注10)。

天安門事件明確無誤地向日本、向世界傳達出強烈的信息﹕中國的民眾與中國的政 府當局是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存在於日本左翼的“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中國” 理想形象與普通民眾中的對中親近(並含有負罪)的感情在一夜之間一掃而光﹐佔人 口比例大部分的戰後出生的日本人簡單地把中國視為與別的獨裁國家沒有兩樣的落 後國度。

在這個日本民眾對中意識普遍轉變的條件下﹐以選票為生命的各政黨必須轉換它們 的對中政策以及日本政治上的定位。自民黨仍然由六、七十歲年代(即在戰爭中成人 )的人控制且是執政黨﹐所以保持低調﹐ 只有部分右翼的軍國主義派暴露出幸災樂 禍的心理(注11)。由自民黨執政的日本政府對天安門事件的政策﹐與其一貫的“敵 視民眾、討好當政者”一樣﹐幸災樂禍﹕中國當局的殘暴、獨裁形象迅速提高了 “民主日本”的國際形象﹐另一方面﹐日本又沒有能力與意願“幫助”(借助)中國 民眾體現出來的反抗運動給北京當局難堪。特別從日本政府對在日本學習的參與抗議 活動的中國學生﹐日本政府把他們作為與北京作交易的人質、換取最大“國家利益” (注12)。

民社黨與中國沒有直接的聯係﹐表面上指責一下﹐暗地裡為“民主社會”招牌中的 後兩個字難堪﹐只想找一個方法甩掉這個包袱。日本共產黨正好借此機會證明它過 去與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是多麼地有先見之明﹐但當天安門事件波及到東歐、特 別是與日本共產黨關係密切的羅馬尼亞時﹐日本共產黨也面臨“改名”的危機。

以創價學會為母體的公明黨這時倒顯出在日本政治中的不動地位﹐因為它的選票基 礎在於創價學會的“彿教”信條﹐沒有明確的外交政策。公明黨迅速摘下具有意識 形態色彩的“人道社會主義”宗旨﹐同時﹐一貫喜歡找機會與世界上權力者攀附的 創價學會的掌門人池田大作趕到北京﹐與沒有人願意與其握手的中國總理會見﹐為 他又增加了一張“與世界領導人共商國際大事”的照片。

唯一受到衝擊的是社會黨﹕從裡到外﹐從理論基礎(社會主義)到政策實踐(特別是 外交政策)。不批判中國共產黨就無法向日本民眾(以及已經不斷朝右轉的工會)交代﹐ 批判了中國共產黨就失去了在日本政治權力結構裡最強的交易籌碼。東歐的巨變﹐ 特別是另一個對於社會來說與中國共產黨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蘇聯共產黨以及蘇聯 本身的瓦解﹐完全解消了社會黨在日本政治結構中的來自國外的存在價值。更可悲 的是﹐以山花委員長、赤松書記長(二世議員)為首的領導層又正好是社會黨歷史上 最無能、最無主見的機會主義者﹐他們決定放棄尚有的國內基礎﹐即拋棄那些支持社 會黨並期待社會黨在殘酷的日本政治中為他們爭取公道的下層民眾﹐去討好自民黨 的選民。

1993年﹐日本舉行冷戰結束後的第一次眾議院選舉﹐社會黨獲選的席位從136減半 為70﹐自民黨雖然從275變為223﹐但實際上新拼湊的“新生黨”(55席位)、“新黨 先驅”(15席位)與“日本新黨”(35席位)都是自民黨的別動隊﹐加起來有328席位﹐ 比選舉前增加了53席位。可悲的是﹐社會黨的衰敗還沒有到此為止。

1995年6月見證了日本社會主義歷史、以及人類社會主義歷史上的最醜惡的鬧劇。 只佔眾議院14%席位(注13)的社會黨委員長村山與剛離開自民黨的自民黨前總裁、日 本的前總理海部爭奪日本總理的位子﹐結果竟然由村山奪得。為什么呢﹖因為自民 黨投了村山的票。這一筆交易的代價就是社會黨對於它的路線與支持民眾的公開背 叛﹕承認安保條約與自衛隊符合日本的和平憲法。

連自民黨內“保守主流”(即吉田路線的繼承者)的前總裁宮澤、原幹事長加籐都為 社會黨“惋惜”﹕你們本可以老老實實地保住20-30%的席位﹐為什么拋掉自己的地 盤來搶我們的選票﹖1996年10月﹐日本再次實施眾議院選舉﹐自民黨獲得239席位﹐ 由小澤一郎為首的新組合的新進黨(相當於自民黨的右翼)獲得156席位﹐由另兩位原 自民黨議員領頭的新組合的民主黨(相當於自民黨的左翼)獲得52席位(其中29來自社 會民主黨)﹐而在選舉前臨時決定繼續存在下去的社會民主黨獲得15席位。自此﹐由 天安門事件以來的世界冷戰的終結對日本政治的衝擊基本上告一段落。

在世界冷戰的構造之下﹐日本社會的基本矛盾可以反映到由自民黨與社會黨對立(其 間夾入中間派)的日本最高權力機構。從此以後﹐日本的保守統治階層控制了眾議院 裡超過2/3的席位﹐可以輕鬆地進行包括修改憲法等的行動﹐這同時也就宣告了日本 民主主義在其最高立法權力機構裡的終結。日本社會的基本矛盾與政治鬥爭的展開﹐ 主要將在體制以外進行。不過﹐日本的統治階層奪取了陣地但並沒有贏得戰鬥﹐因 為反抗將在新的戰場展開、激化﹐這也是統治階層不敢過于倚仗國會推行一系列倒 退、反動法案的理由。

日本的統治階層迫不及待地要在各個領域“乘勝進軍”﹐而最大的突破口就是按照 1996年4月的克林頓-橋本宣言﹐轉變日本的外交政策、使美日關係變為“真正的、 雙向性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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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即由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存的中國。美國雖然幫助將介石統治中國﹐但並不讚同 其“消滅”反對派的政策。美國實際上也沒有這個能力。很可惜﹐這樣的“自由主 義”政策不但未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自然地發展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常 關係﹐反而被美國統治階層的保守派攻擊為“失掉了中國”。國際政治中理性的貧 乏可見一般。

注2﹕不用說﹐是美國為了其“國家利益”在明知故犯地推行這個過程。例如﹐《每 日新聞》1998年6月13日報道﹕新解密的1953年12月7日的《中央厚生保護審查會報 告》中記載﹐時任自民黨政策調查會長的池田與時任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 伯特生於1953年10月協議釋放戰犯以促進日本的再軍備。

注3﹕蘇聯的瓦解在戈爾巴喬夫正式宣佈之前﹐是由美國國務卿貝克在“八月政變” 鬧劇後公佈的﹕我們所熟悉的蘇聯已經不存在了。

注4﹕與世界上任何別的左、右派別一樣﹐日本的左翼也有許多派類﹐但戰後有組織 的、最大的能夠在國會級別上發揮影響的是社會黨與共產黨兩大潮流。社會黨1996年 1月後改名為社會民主黨。1998年7月12日的參議院選舉後﹐社民黨尚有15個眾議院 席位、13個參議院席位。本章因為只討論與美日關係相關的日本政治結構的變動﹐ 以社會黨的崩潰為例子。下一章將討論日本共產黨的變化。

注5﹕即每年為提高工資進行的與資方的交涉﹐偶爾也以罷工相脅。參閱筆者編譯的 「日經連五十年的夢幻」、《十月評論》1998年第三期﹐香港。

注6﹕同盟會議﹐後改名為友愛會﹐支持1960年從社會黨右翼分離出去而成立的民主 社會黨。

注7﹕連合的會長岸章以“反共”著名﹐在1993年的日本政治變動中﹐自誇為“連立 政權”的總後台。為了“打倒自民黨”不惜“與惡魔握手”﹐督促社會黨與從自民 黨中分離出來的小澤等自民黨中最骯髒的派系聯合。

注8﹕當然﹐普通公眾並不知道社會黨已經墮落到何種程度(包括直接接受收買)﹐所 以我們對社會黨委員長在1994年由自民黨推舉登上日本總理寶座大為吃驚。但自民 黨總裁在五、六十年代早就預料並準備到了這種可能性(筆者曾讀過一個原自民黨總 裁(大概是岸信介)的回憶錄﹐很放心社會黨執政的可能)。

注9﹕曾任日本駐中國大使的中江要介在《殘余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的選擇》(BestSeller出 版社, 1992)中披露在他認內知道社會黨的行為但也只好默認。

注10﹕台灣問題將在下一章討論。

注11﹕這特別在反對天皇訪中的團體中表現出來﹕“支那是什麼樣的國度﹖為什么 要天皇去那樣的國家道歉、祝福﹖”。

注12﹕關於日本政府在此期間的對中國學生政策﹐主要只能參見筆者發表的《民主 中國》(日本)、《探索》(美國)、《開放》(法國)上的評論。英文媒介﹐可見Amnesty Internatinal Japan, An Advice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1993 與Edward Friedman Ed., Generazing the Asian Experience, Western Press, 1993.

注13﹕社會黨在參議院的席位稍多一些。參議院的選舉結果不能改變眾議院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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