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京
列克星敦也算是歷史名城，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槍就在此打響。比起起7年前
在巴黎召開的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大會﹐5月17日至20日民陣第四次代表大會和民聯第
七次代表大會以及隨後的「臺灣大選後兩岸關係與大陸民運研討會」在這個只有20萬
人口的都市召開﹐本身就表示海外民主運動的低沉現狀。民聯在93年的「華盛頓合
并大會」的分裂之後﹐被迫把總部也從紐約搬到主席吳方城的住址，也只有經營著
3家快餐店的吳老板能儘地主之誼。民陣的狀況更是今不如昔。在大會上﹐萬潤南主
席宣布所有資助自94年墨爾本第三次代表大會以來完全中斷﹐民陣不得不獨自經營約
一百萬美元的「歐亞美澳基金」。這次會議也由此基金支付--部分。民陣新一屆的
選舉結果﹐萬潤南退任﹐由另一位居住加拿大的老板杜智富出任主席﹐也意味ぴ民
陣政治功能的進一步萎縮。
民陣總部的工作報告包括「總部﹐經濟自立及國內布局」﹐「文宣工作﹐
歐洲地區民運」﹐「外交人權工作﹐美洲地區民運」﹐「監事會工作﹐人權委員會
工作」﹐「組織工作﹐亞太地區民運」以及「六四調查委員會工柞」一係列專題﹐
但沒有給與會者留下多少記億﹐祇有馬大維先生事先準備的材料可供事後閱讀。不
過﹐馬大維先生作為副主席(以及下一屆的監事會主腐)的個人貢獻﹐恰好說明了民
陣一個政治組織的資源貧乏。以馬先生的「前聯邦政府官員」的背景﹐本該去競選議
員﹐以美國公民的身份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在馬先生「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怎樣的中
國?」等譜多評述中﹐筆者感受到馬先生的「我們」﹐並不是相對于北京當局的「我
們中國人民眾」﹐更像是相對于中國的「我們美國﹐我們世界」。
實際上從民陣成立的那一天起﹐關于海外民主運動的性質定位就沒有得到過
嚴肅､認真的討論﹐甚至由于民陣領導人的錯誤導向﹐嚴重的影響、降低了民主運
動的形象。如果說巴黎大會「成立宣言」的內容是幾個剛從國內恐怖環境下逃出來
的文人以天安門廣場激情(加上個人意願)壓倒政治分析的結果﹐那么﹐事隔7年之後﹐
民聯民陣的共同宣言中仍然把擁戴「中產階級」(如果存在并可以明確定義的話)、
r發展私營經濟」作為主要訴求﹐就難以用「文人議政」的水平問題來解釋﹐而是偏
離民眾生活的政治立場的局限了。齊墨起草的這份宣言據說是反映了萬潤南的意向﹐
萬潤南明顯地過分強調了以鄧力群為代表的左派保守勢力的弊害。齊墨在說明宣言
時竟然擺出對陣的姿態要與鄧力群「打好不滿現狀的工人這張牌」!聽到這裡﹐筆者
不由得不顧自己的「列席」身份要求發言﹐也打消了再參與民陣或民聯的組織活動
的念頭﹐甚至慶莘海外的民運組織沒有足夠的力量被用于與中共政權「打牌」。當
然﹐今天的中國民眾也不會輕易地被任何政治勢力掌握、玩弄。
7年以來﹐以天安門事件觸發的海外民主運動己經耗儘了政治資源﹐也轉化
為多層面的社會進化活動了。各種半政治性的、非政治性的團體在輿民運組織的競
爭中產生並活躍起來﹐以各種形式表達了民運的部分要求﹐並以「非政治」的形式
部分地得以實現。如果我們要繼續海外民運﹐唯一的途徑也衹有保持和發揚政治
「前衛軍」的功能。落實到具體運作上看﹐正好借「所有外部資助都斷絕」的時機﹐
首先徹底清理與各國政府當局的關係。當海外民運盲目自大地幻想與中共爭奪政權時﹐
其團體負責人就必然會力圖利用外國政府的政治資源﹐結果只是被外國政府利用并導
致內部的分裂。
今後，以「前衛」定位的海外民運﹐由于其追求的政治目的非常有限，其可
以採取的策略也非常明確、規範。我們沒有任何一件需求助于任何國家權力的﹐我
們必須捍衛任何國家權力企圖但不能剝奪的權利﹐我們必須反對任何國家權力迫害、
壓制人權的行為。以此﹐我們就立于最沒有權勢的､最廣大的中國民眾之中﹐成為
中國平民的一員﹐為我們自身､而不是為「他們」的前景而奮鬥。
從小的方面看﹐即便是民運組織的代表大會﹐也沒有必要請求各國政府「恩
賜」批准簽證放行。擴大一點看﹐在普通的中國民眾沒有權利踏入臺灣﹐一日進入
即被投入牢獄(包括貨真價實但沒有足夠「名聲」的民運人土尹進)的現實下﹐任何
以「民運人士」名分或其他任何人道之外的理由訪臺的行為﹐都必然帶有出賣同胞
的性質﹐必然會被正在在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浪潮所碾倒。臺灣當局敵視中國大陸
民眾的性質不在此論範圍﹐但其選別大陸「精英」入境的手法卻把「精英們」可憐的
最後人格面孔也撕掉了。這也是為什麼一部分海外的大陸中國人與西方政客一樣﹐
恐懼大陸民族主義的原因。)
在中國的民族主義中樹立民主主羲的認同﹐正是包括海外民運組織在內的
一切中國進步政治力量的責任和使命.
(東京【華人時報】1996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