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Google(谷歌)股东年会

自从我去年出席Yahoo(雅虎)的股东年会以来,就陆续购入了一些超级跨国公司的股票,利用股东年会对这些影响全球民众生活的公司管理层和股东直接进行公共教育。今天,Google股东年会上有关于“互联网检阅制度”和“设立人权委员会”的股东提案,提案者是去年在Yahoo股东年会上提出相同提案的纽约市政府Comptroller(财务控制)办公室(管理属下的雇员退休基金)与圣Scholastica修道院(提案4)和Harrington(哈灵顿)投资公司的主人哈灵顿(提案5)。他们去年在Google和Microsoft(微软)股东年会上也提出相同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今年继续挑战,可见其信念坚定、可贵。
会议两点刚过就开始,主持人很快通过前三个公司的提案,然后很客气地介绍纽约市和哈灵顿的提案。令我感到意外是主持人有些不自然地解释说:Google创始人之一Sergey Brin对此两提案“弃权”,所以公司理事会虽然反对它们,却不是“一致”反对。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在股东年会的材料上没有象别的公司那样罗列出一大堆反对的理由,而只有简单的“公司理事会建议否决此提案”一行文字。一个年轻人Tony C.代表纽约市和大赦国际宣读关于“互联网审阅制度”的提案,其内容主要针对中国的审阅状况,要求公司保护网上自由。我随后发言,说明我虽然是微小的股东,但代表世界上最多的互联网用户国度(中国)中没有网上自由的普通民众,希望股东投票支持这个提案。会后我与Tony交谈,才知道他与我于1995-1997年同时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学习过!我那时是研究员,他是本科学生,没有交往。他说两年前来宣读同样的提案时,看到不少中国人面孔,却没有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感兴趣,这次看到我站起来,很怕我会为中国政府辩护。
哈灵顿宣读完“设立人权委员会”提案后,我又一次发言,支持这个提案(会议指南中要求每人发言不得超过两次,每次发言不得超过两分钟),以自己出生于北京却十多年不能进入中国、同时又被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迫害的亲身经历,说明Google不能向Yahoo那样的恶劣样板学习,把责任推给不可能负责的任何政府,而应该自觉意识到和承担起全球性政治社会责任。在我的两次发言之后,有一个白人也两次发言,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如何也要与中国做生意,反对这两个提案。第一次他声称对纽约市政府财务控制办公室进行过调查,发现它是个政客机构,第二次他又声称发现哈灵顿也是个政客,引起会场一阵哄笑。
在随后的问答事项中,一个白人股东请Brin解释他为什么对此两提案弃权。年轻的Brin用了五、六分钟解释这个困难的问题,说他同意此两提案的精神但难以实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他意识到Google的影响,如对手百度就在社会责任方面也部分模仿Google,以期达到真正的国际一流水平,所以他还是想坚持创立Google时“不作恶”的理念。有一个中国人模样的妇女和大赦国际的Robert Roseff律师再次提出互联网自由和中国的人权状况,另一个白人提出环境问题,Brin都相对认真、诚实地作了回复。会议在三点十九分结束,在七十分钟的议程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讨论中国与人权问题,对Google的股东和管理层是很难得的教育机会。会后有个白人妇女股东来向我问候。
我在会议前给媒体的朋友发出通知,会后与Tony,Robert接受新唐人电视台两位记者的采访。这是一次成功的、特殊的公共教育活动,说明在美国最大型的尖端高科技公司最高层还有Brin这样的、不会因为贪婪而无视、害怕人权观念的有识之士(我本来还期待Google的高级顾问戈尔前副总统也会来开会的)。正因为有这样的高层公司人士的存在,使得几乎没有思维良知的超级跨国公司对人权等普世价值有一定的容忍和理解。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教育全世界的公司上层,让他们认识到,正如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一样,只有在一个新闻自由、多党竞争、保障人权的社会政治体制下,经济商业才能正常发展。这一点,对于新兴的中国资本集团,更为重要。实际上,我也购买了到纽约来上市的中国公司如百度、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股票。目前,因为没有护照无法进入中国,我正在寻找北京的朋友代替我出席五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股东大会。
[注:今天股东大会的所有资料以及录音,可在http://investor.google.com/和 http://google.client.shareholder.com/Visitors/event/build2/MediaPresentation.cfm?MediaID=30103&Player=2下载收看。]

赵京,二00八年五月八日,美国 San Ra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