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t of Links

當古猿被迫從樹林中下到地面適應生存以來，人類歷史的長河經歷 了幾次其有轉換意義的文明變遷。猿人的鑽木取火、原始人的打製石器，標誌ぴ人 類開始自覺地用自然之物去征服自然，並以人類特有的社會組織方式生活，這就徹 底超越了單純的基因支配率，創造了所謂文明與文化。

西方的文明可追溯到荷馬史詩的記載，按社會發展的歷史法則，特 洛伊戰爭是必然要發生的，但沒有這位盲人的記錄，我們可以肯定西方的歷史必定 重寫。社會組織形態是在古希臘、羅馬中成形的，比較那時為止的文明，我們可以 指出「理性」和「契約關係」這兩大支配ぴ至今為止的文明發達的重要特徵:純粹的 幾何圖案、數學的抽象、「所有西方的哲學都是柏拉圖的腳注」(懷特海語)、法律 體系的完善等。但羅馬文明畢竟要衰落的，基督教文明的出現就是人類主動地把握 自身命運的一個偉大的轉折，除了「理性」和「契約」之外，人類還需要精神上的 「解救」，殉道的解救方式就是克服文化危機的最顯著標誌。

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文明沒有解救的意識，除了被御用、屠宰之 外，只能等待外來的解救--最終認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果說到四九年止，中華 民族的動蕩體現出一種對歷史創造的主動性的話，當馬克思主義最終被欽定為指導 思想的時候，此後繼起的「反右運動」、「文革」則完全喪失了理性的能力。「六 .四」的發生，表明了除「民主」、「科學」之外，中國文化的危機還缺乏有效的理 念:如何解救中國文明?

任何解救的主體首先必須其備自身的獨立性，基督當然是一個最典型的例 子，但中國的文化恐怕不可能在二十、二十一世紀再接受一個超出日常生活的上帝 世界。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我們當然不可能、沒必要再去尋找兩千年前被剝掉 一切信仰的羅馬人如何接受上帝的理念的過程，至少我們必須推定:那時西方世界為 上帝的到來作好了精神準備，讓上帝來支配人的心靈。上帝確也巡視過西洋之外的 世界，但卻沒有迎接他的容器。幸運的是上帝是人造的，或者說，上帝是人可以改 造的。我們在西方的近代史上看到了分擔上帝功能的例子: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期 賓諾莎的泛神論不用提，理性精神使笛卡爾堅定地宣稱:凡是未經過我深思熟慮認可 的東西，我決不會接受。有了《聖經》、有了啟蒙思想，西方的歷史才不可逆轉地 進化，但中國文明憑什麼來保証「六.四」不重演呢?文革不就是剛發生在我們這一 代人的眼前嗎?

中國文化的核心沒有獨立性、主體性，所謂民族英雄最大的特色是殉葬(隨 之死亡)，而不是殉道(隨之永生)，如岳飛、焦裕祿;直到近代才出現對「道」無意 識的尋求。譚嗣同、聞一多、林希栩、魏京生，他們的人格可嘆，卻缺乏文明解救 的月一大要素:知性，這當然不是個人的不足，而是中國文化的精神危機的表現。基 督以一軀之體，解救了人類眾生，除了獻身的人格，更必須有指導知性的《聖經》。 知性就是指導人類生活根本的「大智若愚」，從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災難都是一種 盲目的歷史衝動，中國的文化至今尚不能透知自身的歷史，不知道江河最終的歸宿。

所謂民主、人格、科學、理性，是人類生活的木性，按歷史法則而演進的 知識，並不需要多餘的宣揚，那些打ぴ「啟蒙」旗號的人其實最缺乏啟蒙:從馮友蘭 先生到以《河殤》為代表的青年精英。所有這些功利性的欲求都可以在正常的規範 下變得機巧起來﹐精打細算的個人會苟且偷生下去。民主運動將在「民主」、「理 性」下正常運作起來，最令人為其擔憂的中國政府也會變得聰明起來(請讀一下最近 的「人大會議」文件)。最近又被人提及的「新權威主義」的理論是荒謬的，卻不能 過分指責人類心理欲求的軟弱。人類需要權威，但不是政治、權力、利益的權威，而 可以給他們更大的權威:以知性與人格對個人身心的拯救。這就是中國文化可以從 「六.四」的歷史中可以獲得的最大啟示。

如果有人仍然對西方抱有任何實質上的幻想的話，我要莊嚴指出其結局:附 庸與植民地，日本政府的行徑就是任何一個外國對於中國文化的明白表露:徹底消毀 中華民族的尊嚴。但中國不是東歐，也不會像蘇聯那樣崩潰，它精神文化的社會基 礎正等待看一個耶穌、一本《聖經》的到來，在個人的解救中體現了民族解救的未 來。

(此文首次發表於東京【民主中國】月刊1991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