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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大學)趙京

中華民族的文明傳統缺乏對知識的反思機能﹐這種思維機能的缺陷在牡會科 學(包括民主理論)方面更為突出。

任何社會活動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對后世產生影響。一種是歷史的結局被新 的時代繼承(例如文革的結束､十年有限改革的終結)﹐這種形式的影響在現代社會 中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在時間上越發短暫﹐在空間上越發廣泛了。但隨著時代的 推移而淡化、消失﹐而人類的遺傳基因中在社會形態方面幾乎沒有進化﹐所以我們 看到的總是歷史的反復--“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第二種途徑是通過對歷史的認 識而達到的。這種認識的途徑注重于對歷史的反省﹐並力圖尋找出對后世有益的時 代精神來。

歷史認識的途徑﹐在中國﹐最初也曾具有強烈的反思傳統。這就是春秋戰國 之際涌現出來、至今未能超越和完全理解的諸子百家爭鳴的精神。當時有“孔子輯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記載﹐但這種傳統自焚書坑儒、獨尊儒術的專制統治以 來就再也不復具有反省歷史現實功用了。以司馬遷為代表的中國史學﹐雖然注重道 德的垂訓﹐又擁有悠久、豐富的成果﹐但卻都是儒教的腳注和佐料﹐成為當政者禦 用的工具。可憐的中華民族﹐直到另一次民族悲劇的發生﹐才體會到歷史的重復是 何等驚人地雷同。

近年未﹐國內的學者們對于科技發展史的研究揭示了中國科技落后的原 因之一在于中華民族的文明傳統中缺乏對知識的反思機能﹐中國的文明可以知道 “什麼是科學”的具體歸納﹐卻不會提出并回答“科學是什麼”的抽象思維的“元 科學”問題。這種思維機能的缺陷﹐決不是可以填補的“學術空白”﹐更不只是多 少年的“差距”﹐它漫布于整個知識文化中﹐在社會科學(包括民主運動理論)方面 更為突出。西方文明的進步在于它不斷地從歷史的現實中提取精神的實質來豐富思 維機能。沒有《共產黨宣言》﹐就沒有至今為止的共產主義運動﹐而共產主義運動之 所以形成世界性的潮流﹐也是因為其精神思維的深遠。對于中國的歷史﹐我們可以 看到“六.四”事件為止的十年有限改革﹐也可以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的激蕩﹐甚至 秦始皇以來大一統局面下的改朝換代，而精神思維的歷史從春秋戰國以來除了點滴 的螢光﹐幾乎是空白、斷層。所謂文明的衰退﹐就是指精神思維機能的消亡。

越是個性(區域、時代、個人特色等)的東西才越具有真實的普遍性﹐本文 也可以看成是我十年來投身于有限改革運動的總結。中國理論思維機能的擴充﹐需 要的不是知識的累積､組合﹐而是人格的體驗。不同時代的歷史感知是人類精神發 達史的唯一創造源泉。

1.變革期社會理論的貧困

1-1.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科學哲學的方法論

核武器的出現促使人類在其走向滅亡之際具有了理性的能力﹐要求國際社 會必須組成新的形態關系。馬耳他會晤的超級大國首腦們并不具備比雅爾塔會晤的 首腦們更多的良知和更高的道德勇氣﹐而是全球範圍的人類理性的增長具備了防止 世界戰爭的能力。這首先要歸功于反抗本國當政者霸權主義的良知﹐最早是核物理 學家的反省和警告:愛因斯坦的仟悔﹐玻爾在哥本哈根的演講﹐海森堡等德國科學家 對納粹當局的不合作態度;再有廣島、長崎的紀念活動﹐社會主義國家上億人的簽名﹐ 薩哈羅夫為代表的原子核物理學家對人類命運的責任感(Time﹐1990.5)﹐在中核(INF)削 減的日內瓦會場堆放的成堆成堆的簽名對于兩個超級大國的首腦是何等的激勵啊!促 使現代社會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飛速發展的最大動力是科學技術的進步﹐而近代社會 的合理組織形態又是科學技術進步的必要前提。美國最早推廣的泰納管理制就是一 個把科學運用于社會關系的成功先聲。

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里本身就是社會生產力的重要部分﹐也是經濟發達 的最重要衡量指標;經濟的落后曾經是共產主義成長的溫床﹐也是共產主義消亡的直 接動因。

關于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最著名的可能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 中所提出的理論了。庫恩認為﹐科學發展的歷史就是常規科學階段性地變革﹐由新 的科學革命引發新的科學規範的過程。庫恩本人是理論物理學出身的﹐任何一位熟 悉物理學史的人都會對其論點產生同感的。稍微推廣一些﹐我們也樂于以這樣的立 場來理解其他的嚴密自然科學(以數學的運用為基准)如數學(由歐幾里德到微積分的 變革)、化學、生物學的發展。但類推到心理學、經濟學等學科﹐則會引起極大的爭 論和混亂。

實際上﹐嚴密自然科學本身﹐包括物理學﹐在現代社會的更新、發展﹐已經不可能 分出截然明了的“常規”與“革命”的不同階段了。庫恩遭到了強烈的批判﹐晚期 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某些立場。而形成科學哲學主流的是由歐洲人文傳統培育出來的 波普(維也納學派)、羅素、懷特海(《數學原理》、《近代科學的精神》)､維特根 斯坦、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等人的邏輯經驗﹐實証主義所表達的理論。 他們認為:科學本來就是一個不斷被批判、不斷更新的過程﹐專門把通常科學與科學 革命區別出來﹐容易忽視科學發展的本質。

庫恩的理論﹐從方法論上看﹐其特點是缺乏辯証法的歸納主義:由具體事 例斷言普遍規律﹐這是美國式的實用主義的優劣并備的特點﹐容易提出新東西卻不 太經得起批判。這個特點﹐是幾乎所有社會科學理論帶有的不可避免的缺陷﹐馬克 思﹐由于其理論的深遠和龐大﹐更有不容忽視的局限性。而且﹐這種局限性﹐在社 會實踐中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本世紀初﹐德國著名哲學家李凱爾特在《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中對兩者 的區分界定為:文化科學(人文、社會科學)是不可重復的、一次性發生的記敘和描速﹐ 是特殊性的事例;自然科學則是可以重復出現的、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和法則。前者(以 歷史學為代表)的每一個事例(歷史事件)都有特殊性值得研究、揭示出來啟示后人;后 者(以化學實驗為代表)的每一個事例都只是普遍規律的表象而已﹐中國社會的殘忍 性就在于每一次歷史事件都成為專制統治下普遍常規的實驗﹐十年有限改革就成為 這樣的沒有特殊意義、沒有新的創造的“現代洋務運動”的實驗犧牲品。黑格爾和馬 克思驚異于西方“歷史上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中國的歷史則幾乎是雷同。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發展﹐可以用下面的圖式來區分(圖表略):

其中﹐量是指知識的積累﹐質是指對事物認識的接近度。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知 識都是隨時間增 長而增長的單調曲線﹐自然科學對自然的認識隨時間的增長越來越精確﹐社會科學 則是不規則的非遞增曲線﹐所有人類思想理論可以看成是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各 種思潮構成的小折線對曲線現實的接近。任何理論的局限在于﹕(l)它不可能准確無 誤地知道未來﹐え它關于本人經歷之外的世界､當時所處環境之外的時代的知識﹐ 隨著時、空距離的擴大越來越淡薄、貧乏。例如﹐馬克思的理論﹐越接近十九世紀 中期﹐越接近德國(圖式中省略了地域軸)﹐其理論直線與實際曲線就越符合。但馬 克思當時對于中國社會沒有什麼知識;對于俄國社會、美國的南北戰爭﹐可以讀到一 些過時的報紙新聞;對于南美的玻利瓦爾﹐只能依據一些傳聞做一點沒有把握的猜測 判斷(事實証明是錯誤的;參見《玻利瓦爾;一個大陸和一種前途》)。隨著時代的發 展﹐在德國、西歐也展示出其理論與現實的差距。

當然﹐那些今天仍然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注1)的人可以說﹕那條實際的曲線在將來 的共產主義社會會相合在馬克思理論的直線預測上的。所以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集團 決意無視“國際大氣候”﹐“國內小氣候”沿著僵化的既定原則走下去﹐而且還不 惜以中國社會作為實驗要“拯救”馬克思主義。按照數學的不証自明的設定﹐任何 曲線、直線在無窮遠處都是可以相交的。這種無窮遠處的目的論出發﹐共產黨可以 証明貪官的歷史貢獻在于促成社會由封建主義向社會主義盡早進化﹐當然也可以設 定今天社會主義的各國的變革只是為更高的揚棄准備過渡而已。不過﹐且不提地球壽 命的有限、宇宙系統生命的衰危﹐人類可用的自然資源的限度已是屈指可數的了。

1-2.馬克思理論的幾點局限

馬克思對于社會形態的分析﹐形式上與庫恩相似。這主要歸因于他的生活 體驗:對基督教文明之虛偽､近代工業文明到來的陣痛､以及普魯士專制等的痛恨。

恩格斯在悼念馬克思逝世的致詞中﹐把馬克思的可以與進化論相提并論的 貢獻(注2)歸為兩點:剩余價值與唯物史觀的學說。首先﹐必須公正地指出的是:剩余 價值理論本身﹐即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力商品的可變價值與不可變價值的 存在﹐并不是馬克思的發明﹐但后世人把它“誤解”為馬克思的發明了。馬克思的 貢獻在于把剩余價值的經濟理論賦與政治、社會的意義﹐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法律 正統下的非道德､非合法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表達為 :人類的社會生活﹐形成對應于物質生產力的﹐獨立于主觀意志的、特定的、必然的 生產關系;這個生產關系的總體構成了包括法律、政治、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的 經濟基礎;物質生產力的進步要求與之適應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變革﹐但舊的上 層建築﹐由于涉及統治階級的利益﹐阻礙生產關系的變革﹐于是就爆發了社會變革 來改造上層建築﹐使其形態適應生產關系的變革要求﹐社會形態就進步了一個階段﹐ 歷史就是如此不斷的螺旋上升曲線。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當夾雜著婦幼、激憤､歡呼、刀槍和彩旗的巴黎 民眾涌向關押政治囚徒的巴士底獄､守衛在崗樓上的官兵們在人類命運的感召之下 扭轉槍炮與民眾共同歡呼的時候﹐歷史學家們一致把它定義為人類史上興許是最輝 煌的時刻。但在此之前﹐法蘭西社會三個等級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一觸即發;而盧 梭､伏爾泰､百科全書派的啟蒙思想家們已經把平等、博愛､自由､人權的理念 “灌輸”到廣泛的社會各階層中去了。

法國大革命的偉大意義隨著歷史的發展越發深遠地影響人類生活﹐而對法國大革命 的研究本身﹐也是人類深化對自身命運認識的一面鏡子﹐從米勒的記敘(《法國革命 史》)、梯也爾、基佐的經濟､政治分析﹐到饒勒斯為止的學院派研究的確立﹐法國 大革命史研究既是歷史學研究的最高水准﹐又是新的社會變革運動的理論啟示。馬 克思的唯物史觀中最關鍵的概念--階級﹐就是法國大革命研究的成果之一。

馬克思由生產的組織形態﹐即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和對財富的分配形式的 考察使用階級這個概念的。對于階級概念的定義本身﹐到今天為止﹐仍然有不少爭 論﹐其中最有力的批判來自韋伯的“身分”的概念﹐這個概念的基本含義就是今天 學術界廣泛使用的“地位”一詞﹐吉丁斯(Giddens﹐《先進社會的階層構造》)指出 :由經濟利益帶來的各階級的分裂﹐與基于主觀評價而造成的不同地位﹐并不是總是 一致的﹐兩者是可以獨自變化的。

美國社會首先表明了馬克思理論的不適應﹐韋伯去過美國﹐看到了由于文化(學歷)、 種族不同帶來的社會地位不同集團的分化﹐首先指出由經濟利益、生產關系的形態 不能全面說明社會事實和歷史變動。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民族的利益超越了階級 的利益集團是最有力的說明:那些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旗幟下的第二國 際的勞動者在第一次大戰爆發時都加入了各自國家的戰斗行列﹐考茨基本人也是一 個愛國主義者﹐認為只要不開第一槍殺害階級兄弟﹐就是社會主義者;第三共產國際 的最終功能﹐只是成為蘇聯帝國擴張的走卒。

其次﹐生產關系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在瑞典的社 會民主主義形態﹐其生產資料的公有化程度很高﹐在消費領域﹐通過累進稅制、福 利措施等法律手段﹐可以保証很高程度的平等分配。新的生產形態促成了中產階層 的成長﹐否定了馬克思的兩極分化､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預告﹐二､三十年代的 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并沒有帶來世界資本主義的崩潰。

第三﹐馬克思的理論對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社會﹐無法提供任何說明﹐ 東歐、蘇聯的變革即使不能斷言馬克思主義的失敗和終結﹐但起碼可以証實“科學 社會主義”最終仍然是空想﹐所謂無產階級社會只能是烏托邦。

另外﹐馬克思主義﹐由于其功利性的擴張﹐已經不可能成為社會研究的有 效工具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在社會科學中廣泛運用的實証分析、調查研究﹐都 很難用階級、階級斗爭這樣的術語來展開。對應于社會形態復雜的分化和分析社會 的工具的發展﹐由不同地位集團在各個領域形成的不同階層目前正成為社會結構、 社會變動分析的基本術語。

1-3. 現代化理論的根本缺欠

現代化、產業化理論是西方社會學界非常成功的理論﹐它克服了馬克思留下 的疑難﹐否則西方社會不可能得到今天這樣的發展。它主要歸源于斯賓塞的社會進 化論、孔德的社會發展三段論、杜爾凱姆的由“無機體社會”向“有機體社會”轉 化的理論﹐以及韋伯的關于現代社會形態的官僚(科層)制理論、薩謬爾(G. Simmel)的 實証進化觀(《社會分化論》)、膝尼斯(F. Tonnies)的由村落集社(Vergemei schaftung) 向社會利益共同體形態(Vergesell schaftung)轉變的理論﹐等等。以這些理論為基 礎﹐西方的學者們找到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有力說明。例如由索羅金提倡的社 會階層理論到P. M. Blau､O.D. Duncan等人的社會階層移動分析技術的形成﹐成為 實証社會分析的主流。在六十年代后期西方各國頻繁爆發學生運動、黑人運動、女 權運動以及至今的環境保護運動、反戰、反核運動﹐雖然其社會造成了一時的衝擊﹐ 但兩方學者借用一部分馬克思的觀點﹐很快找到了分析的視角﹐如目前的資源動員 論(鹽原勉﹕《組織與運動的理論》)﹐部分解消了社會矛盾。

當然﹐其最大的當代社會學者要數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了(《近代社會的體系》、 《社會類型--進化與比較》)。不過﹐他與默頓的“中範圍理論”一樣﹐不敢論及中 國的現代社會形態﹐甚至還武斷地說:近代化的歷史﹐就是除日本之外的殖民地的歷 史。這個“除日本之外”的用法似乎成了日本成功的奧秘魁力之所在。這種從殖民 擴張的角色來看待世界歷史的局限使得其現代化､產業化理論從根本上就不適用于 對中國社會變動的分析﹐也是幾乎所有的受美國功利主義傳統影響的﹐關于中國社 會研究的共同貧血症。

國民黨基本上承受了這種殖民擴張的政策(主要還不是軍事、政治方面﹐更多 地指文化､經濟生活方面)﹐但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在某種意義上表明了中國社會對 于這種擴張抗拒的成功。更廣義地說﹐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伊斯蘭革命都是對這種 現代化擴張進程抵抗的變形。殖民的擴張可以在本身社會文化基盤弱小的地區成功﹐ 而在中國這樣的國度的失敗﹐表面上是民族主義的斗爭(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基礎在于 抗戰中的愛國精神)﹐實質上則是由于中國社會沒有具備“迎接挑戰”(湯因比)的文 化精神--主要是缺乏西歐那樣的由文藝復興帶來的人本主義、人道主義、個人主義的 傳統--造成的。

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是基于對西方社會的文化繼承上的﹐實際上﹐《共產黨 宣言》中所體現的社會背景﹐當時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都可以看成是對近代工業 文明的一種反應:人際關系､經濟利益、世界市場的形成﹐國家形態、民族獨立、階 級斗爭……﹐都是由工業化這個“怪物”帶來的!但是﹐歐洲社會形態對應這個怪物 的﹐有自伯里克利以來的民主理念﹐有但丁、達.芬奇、巴爾扎克、雨果、哥德、貝 多以及莎士比亞的人本精神﹐有盧梭的契約論、霍布斯的人與人關系就是狼與狼關 系的警告等。所有這些理論、思想﹐都是近代西方工業文明的先導和基石。但是﹐精 神思維還沒有超越戰國時代的中國社會怎麼可能在這樣短的時期內走完西方社會數 個世紀的歷程呢!美國的成長也不只是兩百年的歷史﹐《獨立宣言》就是數千年來人 類文明進步的結晶﹐杰佛遜、潘恩等人的建國思想已經為美國的成長奠立了牢不可 摧的基礎。

如果說西方的現代化`產業化理論不適應于中國很大程度是由于文化、歷史 背景的不同﹐那麼﹐日本、韓國、台灣等新興工業區的成長能夠帶給我們多大的希 望呢?實際上﹐這些國家、地區的成功確實在帶給了我們不少困擾的同時﹐否定了東 方儒教文化不適應現代工業化文明的悲觀﹐但它們的社會形態與中國截然不同。從 本質上講﹐社會形態的差異作用遠大于文化相同的影響﹐南北朝鮮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幾乎所有的各種“模式”論點都忽視了社會形態的差異這個最根本的前提。那麼﹐ 什麼是中國的社會形態﹐它與世界各國的社會形態又有什麼共通和特殊的地方?

按照普通的理解﹐現代中國社會形態具有兩大基本特征:共產主義和封建主 義。這兩大特征都不只是否定意義﹐而是不可分別的同一中國社會形態的兩重性而 已﹐對于前者的認識､由于東歐､蘇聯的變革使我們有必要、有可能重新來審視世 界近現代的歷史和方向﹐對于后者的認識則直接地由“六.四”天安門事件揭示出來 了。這雙重特征﹐也是近代中國歷史上中、西兩大文明交融的產物﹐中國與蘇聯等 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是以共產主義的社會形態來迎接現代工業化的到來的。所以﹐ 考察中國社會﹐從根本上講﹐不能用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其認為現代化的過程只是社 會形態對工業發達的單純對應--因為西方社會已經具備了單純對應的社會基礎)﹐而 首先應該從共產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的世界潮流中去探求﹐其次才能理解與共 產主義特征并存的中國社會的封建性。考察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本質的最明晰 的理論和實際就是社會民主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