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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大學 趙京

□沒有理論的社會運動

任何一場成功的社會運動﹐都是由三個層次組成的:理念、理論與實踐。例 如共產主義運動﹐其平等、公有制的理念早就由柏拉圖、基督教文明､莫爾的《烏 托邦》､意大利康帕內拉的《太陽城》等表速出來并廣為流傳﹐為社會所熟知的了。 但直到馬克思對此作了理論的整理和分析﹐才形成､引導了至今為止的、構成人類 歷史重大文明的共產主義實踐﹐又進而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最大障礙。

中國今天的民主運動﹐可以稱之為“沒有理論的社會運動”﹐這也是為什 麼民主運動水平不高､難以繼續擴展的重要原因。作為理念的民主、自由、人權、 平等等﹐是基于人性和社會現實的客觀需要而產生的﹐從事民主運動﹐或者在十年 有限改革中從事啟蒙教育的先驅們﹐只不過是把它明確地表達出來而已﹐其著名的 代表人物當推魏京生、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了。對于理念的表速﹐并不是 民主運動自覺追求的目標﹐如果中華民族認為專制､封建是可以忍受的社會理念﹐ 我們也就沒有必要杞人憂天了。

而共產黨四十年的專制統治﹐已經從根本上使整個中華民族喪失了理論思 維的機能﹐這種缺陷決不是可以填補的“學術空白”﹐只不過從民主運動中表露得 最為明顯罷了。而中國的專制得以維持四十年﹐至今沒能發生東歐、蘇聯式的變革﹐ 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四十年來﹐中華民族對于人類社會沒有什麼引以為豪的思 維、思想上的貢獻﹐除了阿O式的體育冠軍､衛星上天、“中美蘇三角格局”等等的 夜郎自大外﹐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國際性的思想家。 而“六.四”事件之前﹐中國 的現實也沒有產生思想家的基礎和必要性﹐人們的關心全集中于政治、經濟的無常激 變中去了。從事民主運動的人也難免于此。至目前為止﹐人們滿足于打聽人際糾紛(例 如對王炳章､吾爾開希等的爭議)﹐擴散關于國內動態的“小道消息”(《爭鳴》雜 志最有價值就在于它提供的情報最秘密)﹐指責或挑剔民運組織的運作(萬潤南成為 焦點人物)﹐對一些政策性的觀點品頭品腳(如對嚴家其的設想、萬潤南的“中產階 級”理論)。

這很象“五.四”之后的情況﹐有了科學、民主的理念﹐如何形成符合中國實際的理 論呢?毛澤東是一個榜樣﹐他曾在北大的圖書館中研讀過象孟德斯鴻的《法意》這樣 的論著。他在寫給蔡和森的信中最終提出﹕以唯物史觀建黨。正是這樣的提升﹐才 使科學、民主理念變成了最終導致共產主義政權的人民運動。

我們的民主運動﹐如果沒有這種層次上的升華﹐只能是一場短命的悲劇﹐ 或者只是喚醒后人的歷史犧牲。民主運動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可以分為三類﹕(l)組織 起來。這是基于“六.四”大屠殺慘痛結局的教訓﹐民陣的成立就是最大的結果。組 織起來﹐可以展開許多活動﹐但也有不少客觀條件的限制﹐如人數有限且幾乎不能 回國等。え情報宣傳。這一條僅民運組織無力承擔﹐也沒有必要獨自承擔﹐因為民 主的事業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事業。凡屬開放､交流、引進的各項行業(新聞、旅 游､科學、技術等等)都在致力于現代化的事業﹐也是遠遠超出政治含義的民主化過 程。(3)關于中國的未來以及民主運動性質的理論探討。我們應該對于國際社會､特 別是對于大陸的民眾﹐拿出一套成系統的､符合大陸人民心願的社會理論來。這是 目前極為重要卻又被普遍忽視的問題﹐沒有社會理論﹐我們怎麼可以簡單地把諸如 “聯邦制”、“產權私有”､“多黨制”這麼多政策性的觀點宣傳給人民呢?也難以 有理有據地反駁共產黨強加的“全盤西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謾罵。而我們 目前身在海外﹐民主運動又處于低潮﹐正好可以借鑒歐、美、日等國的情況﹐參照 最近蓬勃發展的台灣民主化進程﹐潛下心來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更幸運的是可以直接 學習、分析蘇聯、東歐的社會變革。

□蘇聯､東歐變革的實質

戈揚女士說過﹕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和它的衰亡是人類二十世紀的兩大遺 產。這句話用于中國、北朝鮮、古巴和印支三國是合適的﹐卻不適用于概括歐洲的 歷史。我認為二十世紀歐洲的歷史可以看成是社會民主主義在不同區域、不同時代 的實踐、并取得最終勝利的過程。社會民主主義最早的勝利是在斯堪底納維亞地區﹐ 那里的社會民主黨成功地抵制了馬克思的偏激影響﹐從而也徹底地避免了列寧、斯 大林式的共產主義運動﹐甚至還躲開了兩次爆發在隔壁的世界大戰(這兩次世界大戰 都與社會主義運動有關)。而且﹐北歐諸國(加上瑞士)是那樣的自信﹐連自己的意識 形態都不屑意向外界宣張。人類學者中根千枝把日本與瑞典的差距比成印度與日本 的差距﹐這種差距可以看成是社會民主主義化的程度不同。一個資深的巴基斯坦記 者對我說;他在西方生活了大半生﹐但他還是贊成社會主義﹐這當然不是“有中國特 色”的東西﹐而是北歐式的。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是最順利的、最理想的﹐那里根 本不存在什麼“制度問題”!帕爾默首相被刺是因為他沒有任何保鏢﹐也根本不需要 這類措施。

社會民主主義在本世紀中期逐漸在西歐中取得勝利。六十年代法國與中國 建交、與美國鬧翻就是基于其深厚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一九六九年在西德誕生了以 社會民主黨為主的聯合政府，一九七O年以來﹐奧地利社會黨成為絕對多數的黨執掌 政權;法國社會黨的密特朗連任總統﹐而所有親莫斯科的共產黨都落為小黨。日本的 社會黨在戰后曾經擁有1/3的支持率﹐最近又急速成長﹐始終是日本社會“革新”力 量的主流。西歐最大的意大利共產黨最近也要易幟更張了。

東歐與西歐有著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思想﹐它們之間的差異只是由華沙 條約與北約的對抗、由柏林牆體現出來的。西、東德國人的不同只是相同的社會民 主主義下“自由主義”體制與“社會主義”體制的不同﹐東德的“自由論壇”在野 組織是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甚至社會主義統一黨本身就是由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 合并而成的﹐由統一黨脫胎改換來的執政黨﹐與西德的社會民主黨并沒有原則上的 不同﹐甚至還要與西德爭正統呢!所以昂納克也找不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東德” 的借口只好下台。團結工會的執政剛開始并沒有被認為有普遍的必然意義﹐其更多的 解釋是波蘭的經濟問題和波共在軍管戒嚴、選舉戰術上的愚蠢﹐所以中國共產黨的 長老們認為他們一定比波共高明。但后來波共的分裂﹐以及團結工會本身的政黨化、 行政參與的強化﹐更突出了其社會民主主義的性格。而常常被提及與中國､北朝鮮 相仿的羅馬尼亞﹐其救國評議會宣告了共產黨的非合法化后又不得不馬上撤回。這 個戲劇性的插曲表明;東歐的變革都有一個共同的實質﹐這個實質﹐由蘇共最近的擴 大中央全會明確地表達了出來﹐那就是由共產主義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轉變。

這個轉變標志著社會民主主義在它形成過社會運動的地區取得了實質性的 勝利﹐其意義足可以與十月革命開辟了歷史新紀元一樣相提並論﹐同時也向人類宣 告了社會民主主義之外的各種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的失敗:斯大林､希特勒(國家社 會主義)、毛澤東､金日成、齊奧塞斯庫、卡斯特羅、鐵托(工會社會主義)､納賽爾、 卡扎菲(“有利比亞特色的”社會主義)等。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趙紫陽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也不例外。這些類型的社會主義者﹐連馬克思都 不認其為門徒﹐他曾說過;“我撒下了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而戈爾巴喬夫遠遠 超過赫魯曉夫､比赫魯曉夫精明之處﹐在于他最終否定了列寧的教條﹐雖然他五年 前上台時是打著“回到列寧去” 的招牌開始其“重建”運動的﹐但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戈氏是有明確的理念在指 導著這場運動的。中國共產黨深深地憂慮這一點﹐鄧小平把剛賦予戈爾巴喬夫的 “同志”稱號又收了回來﹐因為戈氏決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 社會民主主義者。

社會民主主義是在人類文明走向成熟､克服全球性危機的前提下﹐是所有 社會主義運動洗禮過的國度的必然､合理的歸結﹐也當然為中國的未來提供了可能 的選擇。這就需要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和中國的現實進行一番考察。

□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與實踐

對于任何理論、概念的說明﹐都多少由于時代、地區的不同而賦予其特點﹐ 我願意如下來認識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想首先來源于對所有人類文明優秀遺產的繼 承。最早可以上溯到柏拉圖的“共產社團”的設想﹐亞里士多德對希臘城邦的“中 庸的”市民民主形態的論述﹐也包括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墓前的演說(也可以說是 “歷史之父”修昔底德的理想吧!)。《聖經》中特別是關于(在上帝面前的)人格上 的平等､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也深深地影響著康有為、譚嗣同、孫文等人。當然﹐ 這些都是作為一種理念表達出來的﹐而作為社會思想在歐洲的出現﹐是在經歷了文 化復興、啟蒙運動步入近代史時才有明確的現實意義。應該說﹐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 也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之一﹐但不是其主流。而成為今天的西方文明主流的思想 家盧梭､洛克､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思鴻､以及亞當､斯密、斯賓塞、孔德等人﹐ 也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只不過后來的實踐運動排斥了他們的影 響而導致了極端。

代表社會民主主義主流的﹐更多的是那些被稱為“空想社會主義”的人。 如聖西門﹐一方面是各種古典的社會民主主義理想的總結﹐另一方面又深深意識到 即將來到的近工業文明的衝擊﹐并不把社會進步看成簡單的社會革命﹐也不看成是 單純的自然式的進化。所以﹐在聖西門之后﹐雖然有孔德、杜爾凱姆的流源﹐但具 有現實意義的社會思想卻集中體現在馬克思身上了。由馬克思開始﹐社會民主主義 便成為有聲有色的政治實踐了。

馬克思通過對各種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指導和批判確立其理論的領導地 位﹐使得社會民主主義成為第一次大戰前馬克思主義實踐的正統主流。但馬克思生 前﹐有與其競爭的拉薩爾﹐也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代表﹐馬克思的著名的《哥達綱領 批判》就是為其而寫的。馬克思去世后指導工人運動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是社會民 主主義者﹐他們對馬克思的學說進行了大膽的修正。特別是銀行小職員出身的伯恩 斯坦﹐通過實際調查認為資本主義下“中產階級”沒有沒落﹐從而修正了馬克思的 兩極分化﹐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理論(這兩點都為現代社會証明是正確的了)﹐否定 了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預言﹐否定暴力革命而提倡走議會道路﹐這是社會民主主義 者區別于以后的各種社會主義運 動的最大特性。而德國的社會主義勞動黨﹐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成功地在帝國議 會中廢棄了俾斯麥提出的“社會主義者法”﹐并在第二年的一八九一年獲得140多萬 選票﹐成為第一大黨﹐并改名為社會民主黨。

伯恩斯坦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最典型代表﹐他對馬克思的“繼承”是與批判、 修正、選擇、發展相聯系的﹐與恩格斯晚年的轉變有相通之處﹐也代表了以后的馬 克思主義運動中的每一次轉機的萌芽。可以說﹐每一次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內部危機 都是與社會民主主義相關的。毛澤東也不是先天地排斥議會道路﹐認為“井岡山道 路通天下”的﹐而是論証了中國不可能(而不是不應該)走議會道路才提出武裝奪取 政權的論斷的。但伯恩斯坦遭到考茨基、貝貝爾､李普克內西､盧森貝、普列漢諾 夫和列寧等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的批判﹐被打上“臭名昭著的修正主義”烙印。

而隨著第二國際的解體和第一次大戰的爆發﹐考茨基、盧森貝以及普列漢諾夫(孟什 維克)等社會民主黨人遭到列寧(布爾什維克)的批判和清除。列寧以階級、階級斗爭､ 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組建的蘇聯共產黨和第三共產國際﹐因為俄國革命的成功而確 立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并演變成共產主義運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帶 來了馬列主義﹐在思想上是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上是完全的列寧主義﹐促成了中國 共產黨的成立。而在德國﹐由社會民主黨執政的魏瑪共和國分裂成第三國際附屬的 共產黨左翼和右翼的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動黨(納粹)兩大勢力。共產黨認為社會 民主黨是爭取工人的最大對手﹐由此以后兩派全面交惡﹐修正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成 為共產黨的最大敵人。

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想意識雖然在共產主義實踐中失去了地位﹐ 但不斷有共產黨的領袖人物表達出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來﹐他們包括布哈林、托洛 茨基､以及陳獨秀、赫魯曉夫﹐胡耀邦也是一個。按照列寧的比喻﹐他們雖然是鷹 (共產主義者)﹐但有時飛得比雞(社會民主主義者)還低。在經歷了戰后四十年的挫 折之后﹐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方﹐由于里根、撒切爾夫人保守主義政權的出現而停滯 受阻之際﹐在東方卻以戈爾巴喬夫的出現而重振旗鼓﹐成為再創世界歷史的主流。

社會民主主義即使不以目前歐洲大陸的明顯的現實政治形態表露出來﹐也 必然沁透于從工業化中成長起來的任何發達國家的歷史中。美國的建國是一個例外﹐ 獨立戰爭中的領袖人物以及稍后的富蘭克林、林肯﹐都是啟蒙思想家的門徒﹐使其 資產階級革命比較徹底。但其后的南北戰爭､女權運動、黑人運動、反戰運動則是 社會民主主義的刺激。但英國的歷史就明顯受社會民主主義的衝擊﹐它的憲章運動、 工會改良主義、文人團體中的費邊主義(肖伯納、王爾德等人)﹐都帶有強烈的社會 主義色彩。正當恩格斯寫英國工人調查的狀況﹐馬克思痛斥英國的工人階級“靠殖民 地利潤而寄生﹐忘掉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時﹐英國國會采納布思的倫敦貧民區 調查報告﹐通過了濟貧法案。 這是第一個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法案﹐也是西方國家從法制社會(即警察社會﹐在其 體制下出現了“羊吃人”的現象)向福利社會轉變的開端。

□中國來來的選擇

中國的社會﹐與歐洲的文明和歷史傳統有著明顯的差異﹐但中國不會與人 類共同的歷史命運相異﹐更不會背道而馳。日本、台灣、韓國、香港、新加坡的現 代化是很好的提示﹐而中國不反“全盤西化”(馬克思是西方來的!)﹐而且還要成為 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更表明了中國文化融匯西方文明與人類歷史有共同命運的事 實。

但社會主義決不能成為中國未來的選擇﹐這主要地還不是因為“六.四”大屠 殺、共產黨四十年的統治﹐以及歸于“斯大林模式”的各種罪行的理由﹐而是由于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只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馬列主義”變形)為指導的社 會主義本身違反了人性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對于社會主義的批判﹐最有力的、令人 不得不接受的論據來自韋伯的思想。

馬克斯.韋伯是馬克思之后﹐出生于德國的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想家﹐他目 睹了馬克思去世后的世界變動﹐也親身參與了社會民主黨、福音社會派等社會主義 團體的運動﹐在他去世的兩年前又經歷了第一次大戰德國戰敗后的各種動蕩和俄國 革命的成功。一九一八年韋伯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對德奧預備役軍官作了題為《社會 主義》的講演﹐可以認為是他終生對社會主義的一個總結。在這個講演中﹐他重申 了他的近代化、工業化的官僚、科層制論點﹐論証了社會主義的必然失敗﹐是社會 思想史上與馬克思同樣偉大的預言家。后者預告了七十年后共產主義的勝利﹐引起了 世界的激勵和恐慌﹐前者預言了七十年后共產主義運動的消亡﹐同樣引起了激勵和 恐慌。

韋伯除了伯恩斯坦等“修正主義者”對馬克思的修正發展外﹐更尖銳指出;大規模的 組織形態是近代社會不可避免的現象﹐它必然形成官僚式的制度來使社會合理地運 轉﹐而人與人的支配關系在社會主義中不但不由于私有資料的廢除而消失﹐反而會 更加變本加厲地專制下去。另外﹐機械化的發達不但不會促成無產階級的統一﹐反 而會促成其分化﹐白領職員、熟練工人、中產階層的成長、資產股份化等﹐都由戰 后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歷史証明了。而社會主義政權的勝利和其后的統治﹐都証明了 韋伯論斷的正確。社會主義幾乎成了政治專制獨裁、經濟貧窮落后、思想文化單調乏 味的代名詞﹐以至于你查看西方國家中關于社會主義的論著﹐幾乎都是批判和控訴的 內容﹐連研究社會主義的學者也低人三分似的。

其次﹐如果我們重溫歷史、審視現實的話﹐也會得出結論﹐中國不能走美 國式的資本主義道路。這基本上是由于美國的歷史、它的社會構成(人種不同)與中 國相差太大的原因。我們倒不妨看看日本的例子。在戰前﹐日本社會是深受歐洲、 俄國的各種思潮影響的﹐中國的許多關于社會主義的思想首先是由日本介紹過來的﹐ 包括象“社會”、“民主”、“主義”這些詞和概念本身。戰后日本的社會民主勢 力也曾很強大﹐但由于與美國的關系﹐在朝鮮戰爭、蘇美對抗､日美安全保障條約 之后﹐再加上左翼勢力的分化﹐使自民黨始終得以維持單獨執政。

所謂“沒有意識形態”的自民黨的各種政策卻鮮明地染著社會民主主義的印蹟。 日本的100%的高中就學率､近40%的高等教育就學率﹐以及世界發達國家中最小的貧 富差別﹐工人、職員每年“春斗”(春季罷工﹐只是象征性的﹐并不真實行)后以5%左 右持續上升的工資﹐以及連任何一個小店臨時工都具備的主人公精神﹐令所有的倡 導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自愧無言。更令日本學術界自豪的是:經過六十年代高度經濟 成長的日本克服了石油危機﹐在與美國摩擦中不斷爭強的競賽中順利調整產業結構﹐ 成為經濟大國。其國民在七十年代的意識調查中﹐有九成認為自己屬於“中層”﹐ 這個“一億總中流”的“日丸”號巨輪豈是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可以相比的?可以 把日本與西歐作某種類比﹐它以右的方式在接近社會民主主義﹐但最近的參、眾議院 的選舉中社會黨的躍起也符合了世界緩和､由自由資本主義向社會民主主義體制轉 變的潮流。

八九運動期間﹐不少日本下層的人(包括極左派的日本共產黨、毛澤東思想 學院)都對天安門的民主女神像提出疑問﹐懷疑我們對美國社會的向往是否過于天真﹐ 由于得不到滿意的回答﹐這些人士后來也就不再對中國民運抱有更大的關心了。他 們不太理解中國﹐卻對一心偏向美國的現日本社會抱有極犬的迷惑和不滿。而日本 社會﹐從政治的民主化來衡量﹐確是一個如杰克遜(上屆美國總統候補民主黨提名人 之一)所說的“赤字國家”。天皇制就是一個象征﹐長崎市長因為說了天皇有戰爭責 任竟遭到槍擊!其人權意志也淺薄﹐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也在促進著它的國際化和 民主進程。

中國的近代史上﹐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是很淺﹐而且不是明確地表達出 來的。國民黨的失敗原因之一是在理論上盲目認同美國的模式﹐在運作上又缺乏遠 見地與封建落后勢力相結合﹐這種失敗與其歸因于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徹底放 棄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更說明了中國社會缺乏社會民主主義傳統﹐ 而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又不適用于指導中國的變動的國情﹐民眾并不理會“軍政、訓 政、憲政”的含義。而共產黨也排斥掉右翼的陳獨秀等人﹐走上了專制獨裁的軍事 政權道路﹐從而演出了一場比俄國革命還要殘暴、痛苦、漫長的歷程。

但是在共產黨內部﹐不時地出現“修正主義者”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代言人﹐ 而且不斷以公開或隱蔽的方式改造著共產黨本身。例如西歐共產主義就是社會民主 主義的一種變形﹐其對核戰爭的認識對于今天蘇美緩和且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連中 共也放棄歷來重彈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戰場的重點在歐洲”的老調。就此而言﹐ 鄧小平只是一個機會主義者﹐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是全心全意地不自覺地沿著這 個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在干著“改革、開放”。“修正主義”是挽救共產黨本身的 現實路線。中國并不一定要以某個人(如趙紫陽)的面目來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變革﹐ 甚至連社會民主主義這個詞也不一定要用(正如戈爾巴喬夫用“重建”一詞似的)﹐ 但只要用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質來理解中國的變革﹐就可以看出它是一條貫穿于整個 幾十年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改革”歷史的主線。

共產黨內部的“路線斗爭”也是社會上“階級斗爭”的表現﹐四十年來中 國大陸上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同時也表明了社會上廣泛存在著的社會民主主義影響﹐ 而歷次運動又正好是各種“修正主義”思想的催化劑。今天當我們認真地回顧“輪 流執政”、“黑線回潮”、“右傾翻案風”、“社會主義異化論”、“精神污染”、 “初級階段理論”一直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終于可以用社會民主主義的觀 點把它明白准確地表速出來了。而以這樣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現實﹐我們首先可以 看到共產黨用以迫害黨內外民主運動的各種“帽子”、“棍子”的無聊。社會民主主 義并不排除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念中的優秀成分﹐但象階級、階級斗爭、無產階 級專政這些“基本原則”都成為歷史名詞了。這不單是大陸民眾的認同(“六.四” 大屠殺之后國內成立了“社會民主黨”就是証明)﹐也可以兼容三民主義﹐為祖國統 一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其次﹐可以依此對民主運動的性質進行分析。例如﹐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 是“公民社會”(或叫市民社會)﹐每一個公民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人格權力和負有 社會責任的自由。但對于有八億農業人口的中國﹐政府有責任保障社會資源和社會 機會的平等﹐忽視農民利益﹐沒有農民參與的運動最終只會是失敗的運動。所以可 以看出萬潤南先生提出的“中產階級”民主論非但不現實﹐而且弊大于益。中產階 級并不是任何民主運動﹐甚至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推動力量﹐他們只是民主建立起 來后的享受者﹐具有保守意識。

在日本﹐中產階級最早是指那些有教養的、能夠與美國占領軍同住在“高處” 的人﹐他們有安定的收入、房產、甚至還可以雇一個傭人，而在菲律賓﹐提起“中 產階級”﹐人們會聯想起馬科斯或阿基諾家族來的;韓國的政局民主化進程也不是 “中產階級民主化”的神話﹐它的左翼分裂﹐學生運動又走向暴力(衝擊美國大使館、 校園內打死警察)、由逆反心理而接受共產主義以及金日成的“主體思想”(如派林 秀卿去北朝鮮出席十三屆青年祭典)而導致歧途﹐其成熟､穩定的“中產階級”還沒 有出現呢!更何況中國的十一億民眾﹐確實是需要列寧在《怎麼辦》中教導的那樣﹐ 必須有理論的啟蒙和指導才能形成有前途的人民大眾的民主運動。

第三﹐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可以為西方國家(包括台灣)提供新的選擇和刺 激﹐并成為和平共處的共同理念。社會主義的衰落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必然勝利。 無論是貝爾、李普斯特的“后工業社會論”﹐還是收斂理論﹐都沒有提出解決資本 主義社會本身矛盾危機的良方。從現在起﹐日本和包括統一德國的歐洲共同體﹐將 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是必定無疑的﹐它們都是社會民主主義最具活力 的、最有前途的舞台。

最后﹐社會民主主義可以為中國的未來提供大致的框架。例如可以簡單地 舉以下幾點:知識階層、技術官僚在社會管理、決策中的重要性(這在四十年前“中 國民主同盟”大綱中就明確地體現出來了);物質文明的發達與人際關系現代化的相 適應，工業化與自然資源保護的并重;民族平等與地區自治(如聯邦制);個人自由與 公民責任的有機結合;等等。簡而言之﹐中國的未來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關系可以概括 為:“待到春來花開時﹐它在叢中笑。”

(此文首次發表於東京【民主中國】月刊1990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