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與歷史判斷的基准

●(大阪大學)趙京

任何一個略通古希臘文明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發出由衷地贊嘆。人類文 明的主流都可以在巴特農神廟找到源泉活水:“所有西方哲學都是對柏拉圖的腳注” (懷特海語)。所有的知識可以導源于亞里士多德的集大成﹐關于民主的理念早就由 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墓前表達出來了……而荷馬史詩﹐則達到了人類永遠不再企及 的頂峰﹐同時也是教示人類如何看待歷史的創造、解釋和評價的航標。

特洛伊戰爭不是神話﹐而是歷史傳說﹐本世紀初德國人施密特在希臘、土 爾其接壤的愛瑟海峽發現了與史詩描述相吻的史蹟。考古學也逐漸揭示出在希臘文 明之前確實存在著高度發達、卻沒有歷史記載的克里特文明。但荷馬史詩的意義不 在于記錄過去﹐而在于啟示未來。它提出了許多關于人類命運的永恆命題﹐道德情 操與歷史判斷的關系就是超越了中國文明的一個例子。荷馬史詩告訴人們﹕特洛伊 戰爭的起因(特洛伊王太子拐走海倫)、發生(希臘聯軍的討罰)和結局﹐都是由天神們 安排好了的﹐投入戰爭的所有人都是敗者--敗給了宙斯的安排﹐希臘聯軍在戰勝了 特洛伊之后﹐除了大智大勇的奧德修斯﹐都沒能回到自己的家園。所以談不上“成 王敗寇”的歷史現實﹐天神們是按每個人在戰爭中的表現來論功行賞的﹕武功不抵、 死后被拖屍繞城三周的特洛伊王子(次子)赫克特爾名列第一英雄的稱號﹐因為他代 兄受過﹐盡到了職責。

這就是希臘文明永恆之所在﹕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決定不了的位置﹐這個 位置的分布不是合理、平等的﹐個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歷史判斷的基准不是地位 的高下本身﹐而是這個人在注定命運下的人格表現。而在八九民運中表露出中國人 社會是缺乏這種精神的。

長江三峽的景色﹐可謂“眼見不如耳聞”﹐但其中有一處城蹟卻是永恆的﹕ 在萬縣境內﹐第一關是忠縣的城堡﹐這個地名就是為了紀念明朝的一個縣令而取的。 當年張獻忠從長江下流平定三峽﹐由此處欲直進四川﹐卻在此連日不拔﹐兩方相持 不下﹐城中也已經彈盡糧絕。張獻忠在城牆下大罵縣令﹕聽說你“愛民如子”﹐如 果你敢用生命交換﹐我馬上撤兵!城牆上的縣令從容不迫﹐當即割下首級拋給張獻忠。

我在這里受到極大的震憾。中學期間﹐讀岳飛、牛蛇、保爾、荊柯﹐立誓 象譚嗣同那樣﹐游大山名川、交天下名士﹐卻每每失落﹐當代世界“名人”、“領 袖”眾多﹐卻極少英雄豪杰﹐使我言不由衷地唉嘆.“古風去也!”我自討不能負起 縣令這樣的責任﹐干脆拋棄了譚嗣同這樣的名功心﹐決心走斯賓諾莎的道路﹐心想 自己也會象薩特那樣拒絕諾貝爾獎這類的虛榮心的。

在近代中國的激蕩歷史上﹐道德情操提供了判斷歷史、人物的永恆基准。 在抗戰期間﹐我外祖父曾是川、貴交界的某縣火車站站長(也是戴簽的部下)。他回 憶起當時的縣長清貧如洗﹐每天騎自行車帶兩個隨從處理各地糾紛﹐受到過“蔣委 員長”的嘉獎。國民黨上層確是腐敗至極﹐幸虧有這樣的縣長在全國下層各處努力 工作﹐否則重慶政府早就垮掉了。當然﹐共產黨當時比國民黨還清廉。國民黨潰敗 了﹐但象這位縣長這樣的人﹐以及忠縣的縣令﹐是與焦裕祿、門合、雷鋒一樣偉大的。

那麼﹐我們轉過來看民主運動﹐其中一個很大的悲劇來源于缺乏永恆的道 德判斷基准﹐缺乏獨立人格﹐各派人物都有“全權主義”的缺陷﹐不知道自己在歷 史中的位置。以道德的基准來看﹐雖然職責和作用不同﹐但魏京生這樣的“叛國犯”﹐ 方勵之這樣的“持不同政見者”﹐王維林這樣的平民、學生、與胡耀邦的歷史地位 都是相同的。特別是在今天﹐每一個在不同位置上從事民主運動的人﹐都要在南京 中山陵的陣亡烈士墓以及天安門廣場那樣的紀念地﹐從無數有名、無名的亡靈中感 到良心的洗禮﹕做大事業而不是做大官。

(此文首次發表於東京【民主中國】月刊1990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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