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大學 趙京)
“每一個要成為哲學家的人﹐首先必須是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黑格爾)
當斯賓諾莎為人類提供了獨立于基督教上帝的人格的時候﹐尼采驚呼﹕
“上帝死了!”
獨立､平等的人格是近代社會中最重要的概念--人權--的哲學基礎﹐我們
很難判定由上帝來管理人格﹐還是堅持人格不可轉讓這兩者的道德優劣﹐但我們斷
然拒絕把人格交由異己(他人、政黨、國家等)來支配。人權､以及基于人權而產生
的自由的個體、民主的組織形態是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歸結。斯賓諾莎本人的哲學
貢獻并不是最偉大的﹐有不少人超越了他。但他以自己的人生實踐著自已的哲學﹐
教會出高價收買他表達其思想的自由被斷然拒絕﹐二十四歲被逐出教門的斯賓諾莎靠
研磨透鏡度過了生命的另一半歲月。羅素說:“在哲學史上﹐達到斯賓諾莎的成就是
不容易的﹐要達到斯賓諾莎的人格是不可能的。”
所謂民主﹐只不過是適應現代大規模組織形態的一種方式﹐是克服大規模組
織形態的嚴密、復雜分工帶來的官僚制弊端的一種手段而已。人類興許可以找到更
好的方式來適應現代的社會形態﹐不過現在還沒有發現。民主作為一種手段和方式﹐
只是社會形態的一個附屬現象﹐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當然這個附屬現象也很有
意義﹐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去爭取﹐如天安門事件﹐但人格的獨立卻是永恆普遍的
超越時代和地域的實質而不是形式﹐所以不存在“資產階級人格”與“無產階級人
格”這樣的概念。八九中國民運的性質﹐從這種道德意義上的理解﹐其價值遠遠超出
了政治意義的民主要求。可以把所謂“民運領袖”理解為“政治精英”﹐但這場運
動的實質是以絕食靜坐的學生、阻擋坦克的市民為代表的﹐社會各階層的參與、支
援是基于人格的感召。可惜、可悲的是﹕幾乎所有“民運領袖”都不具備這方面的
共識和素養﹐根本不具備人格的力量。學生運動中拒絕共產黨內部勢力的“幫助”﹐
從道德的意義上講是絕對正確的﹐不要指責學生“幼稚”﹐請問共產黨內部有可以
共同合作的“勢力”嗎?沒有!
當然﹐共產黨的廣大黨員群眾﹐大多數是有人格的﹐百萬游行隊伍中有多
少共產黨員啊﹐民主運動沒有必要提“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也不現實)。但所謂
“改革派”的“體制內官僚”以及那些想沿著此階梯往上爬的“精華”﹐雖然其出
身背景、經歷使他們想往“民主”﹐因為“民主”可以使他們從鄧小平那里多乞得
一些權力和利益。其人格卻絲毫沒有與共產黨特權階層的不同之處。
我印象中的“改革派”是這樣的﹕在擁擠的火車上“無意”露出國務院體改委介紹
信的有為青年﹔神秘地透露出“我與陳一咨就中國的前途進行了徹夜長談”--我其
時并不知道陳一咨何許人也、他對中國前途的高見﹐值得如此自豪﹔“嚴家其請我
回國去主持一個新開的研究所”--嚴家其的人格如何我一無所知﹐翻過其“文革十
年史”﹐雖有新意﹐遠不能與馬基雅維里的開近代史學先河的《佛羅倫薩史》相比﹔
在運動高潮好不容易“舍身投入民運”﹐又非要當“領袖”不可﹐自已一旦成名就
暗中開始安排后路﹐……。這些人大概就是人們所指的“新權威主義者”吧!與王維
林那樣的千千萬萬的“嘗嘗眾生”的學生、市民相比﹐他們的人格連糞土都不如!
所謂“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外改革”之爭純粹是無聊的文字游戲。從人
格上看﹐從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共產黨的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平民的王維林、到
右派的林希翔、“反革命”的魏京生﹐這些人之間沒有任何人格上的高低之分﹐各
人以自已的地位､方式在推動民主化過程。
更進一步說﹐中華民族沒有這些個人照樣要進步﹐而他們沒有通過為民族
的獻身﹐就沒有存在的價值。而宣稱“繼承八九民運精神”的組織和個人是如何認
識八九民運精神的呢?如果說民陣章程上列出“派別公開化”是共認的、無可奈何的
社會組織形態的前提的話﹐那麼實際的運作可以說充分利用了“民主”能夠提供的
遮丑布。孫中山先生曾經要求國民黨員﹐共產黨在初期也要求其成員﹐要有高于普
通國民的人格和獻身精神。所有從事民主運動的人﹐都應該捫心反省﹐如果做不到這
一點﹐就沒有必要打著“民主運動”的招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成立﹐遠比今天的民
主運動要崇高得多﹐而今天我們之所以站出來反對共產黨的獨裁､主要是因為獨裁
必然､已經帶來社會的腐敗､人格道德的低下。如果任何一種不同于民主的方式可
以減少避免腐敗的話﹐我們就沒有興趣為民主奮斗了。如果我們自身沒有起碼的獻
身精神﹐也就沒有必要再重復歷史的悲劇了。
中國的近代史有最輝煌的記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成立﹐反侵略斗爭的
第一次民族勝利﹐萬眾擁戴的共產主義的勝利﹐鄧小平先生十多年前帶給人民的期
望。但我們今天終于意識到:在這個日新月異發展的時代﹐中國又回到了一百多年前
的老路去了﹐以“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的雜交)又開
始了新的“洋務運動”。這種停滯的根本就在于整個民族的獨立人格意識沒有確立
起來。立志作“當代孔孟”的馮友蘭老先生的晚年的“我是如何由尊孔到反孔的”、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中國哲學的頂峰”的立場﹐就是這樣的例子。
盧梭曾經對“公意”與“眾意”進行過區分﹐公意是指代表整個社會利益
的意志﹐但不一定是多數﹐如魏京生十一年前的“政治現代化”就是公意﹔眾意是
指“多數可決原則”表達出來的意志﹐其形式從美國的總統選舉到台灣國民黨的
“全體起立”推舉候選人的方式﹐各有不同。中國由于沒有個人的獨立人格的基礎﹐
談不上“公意”的形式。所以雖然每一個中國人﹐與外國人單獨相比有時在智力上
也占上風﹐卻逃不脫整個文明的衰落命運。可悲的是民主運動也一直停留在“眾意”
層次的運作上(雖然還遠遠沒有達到歐美的議會民主的水平)﹐糾纏在人際關系、行
動方式等的問題上。民主運動的目標就是把公意轉化成眾意。如果沒有獨立人格意
識的形成﹐民主運動只會重復國民黨、共產黨的歷史﹕以道德的感召成長﹐以道德
的腐敗而潰退﹐民運組織變為為自身集團利益、為上層人物謀私的機構。八九中國
民運的精神是民族再興的道德意識的覺醒和復蘇﹐它再次呼喚中華民族的獨立人格
意識的形成來迎接近代社會文明發展的挑戰﹐為此﹐我要大聲疾呼﹕
每一個從事民主運動的人﹐首先必須是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
(此文首次發表於東京【民主中國】月刊1990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