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七:评新的美日防务指南

               赵京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波拿巴·拿破伦登上法国的历史舞台,为法国的民众带 来了再兴的期许。维克多·雨果在《小拿破伦》中对波拿巴一方面作了一些尖刻 、俏皮的攻击,同时又称赞他表现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蒲鲁东在 《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中力图把拿破伦上台描述成自法国大革命以来 的历史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它“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 护”。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所谓“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 样造成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成为政治评论的经典作品。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与日本外相、防卫厅长官共 同在纽约公布了修订一九七八年以来的新美日防务合作指南,立即程度不同地引 发了日本、中国大陆、美国、以及南北朝鲜、台湾等地的反应。

  对于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强权而言,这个指南只不过是其外交防务政策中 的一个环节。正如他它过去扶植蒋介石政权、李承晚政权、马科斯政权、吴庭艳 当局一样,并不反映国内社会的性质,基本上只是五角大楼(国防部)的一种事 务性选择,是否明智又当别论。美国社会(英文媒介)对此事甚少报道与评述, 只有查尔默·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以学者的角度积极活动,显示不同于 五角大楼的见识。

  在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日本时代》(Japan Times)里,约翰逊发表 了题为“修订的旧军事同盟危害着亚洲的安定--当中国忙于商务时,美日正忙 于战争准备”的评述。与他九月十一日在《洛杉矶时报》和《读卖新闻》上同时 发表的“谁是美日防务条约的目标?”一样,约翰逊指出:虽然新指南充斥着官 僚术语并力图隐瞒尽可能暴露的实质,这个指南唯一的、明确的目标是中国。五 角大楼(以及其背后的庞大军事工业产业)推销这个刺激东亚区域军备竞争的计 划的简单动机就是出售“洲际导弹防卫”(BMD)与更昂贵但已经不用且未经测试 的“战区导弹防卫”(TMD)系统给日本,正如一个关于美日防务的外交关系研究 会主任布鲁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与詹姆斯·辛(James Shinn)所提议 的那样。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台北当局都在谋求更高级别的美国军备。

  约翰逊能够具备较为客观、长远的眼光,并不是出于道义(虽然他异然热心 地为冲绳民众--以及大田知事--呼吁),而是因为他是美国学术界熟悉日本 政治的少数学者中仅有的一、两个同时研究中国政治的权威,许多研究日本政治 的学者都不能理解、不能具备“研究日本必须同时研究中国与美国”这个基本要 求。约翰逊退休以后,利用其学识与影响,组织起“日本政策研究所”,以民间 的形式从事“公共教育”,以图对美国社会与政府的对日认识与政策施以影响, 成为“叩击日本”的头面人物。当然,在要求美国不要涉入“中国内战”(台湾 海峡)、不要谋求军事摧毁朝鲜北方、不要继续驻军冲绳的言论中,约翰逊更多 的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日本不可能提供美国所要求的“军事同盟”合作,共同在 日本以外的国家作战;也就是说,驻扎在东亚的十万美军实际上没有可能在东亚 展开战斗,那么,何必不撤呢?

  约翰逊与别的美国学者、政府官员一样,担心日本的“和平宪法”会阻止日 本协助美国的军事行为。其实,正如在历史上犯下罪行(但在欧洲的环境下改过 自新)的德意志民族一样,大和民族的个体平均具有最高水准的教育与法律道德 观念,但作为整体却不具备正义与公平的条件;所以,比较起发达完备的民法、 商法意识,宪法与国际条约的承诺与履行,若不伴以强力执行,日本政府就没有 必要受其约束;日本宪法本身,早已被日本政府借用美国的“外压”埋葬了。

  虽然,阻碍日本政府进一步军国主义化的“紧箍咒”不是宪法之类的纸面条 文,而是普遍厌战的日本民众与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所有亚洲民众。相对于 美国社会的漠视,这个意味着日本防务政策的转变,意味着日本统治阶层不仅只 满足于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而且要向军事大国转换的 指南,引起了日本自从“安保条约”以来最大的国内论争。日本政府(包括执政 的自民党与堕落衰败的社民党)日本主流媒介避开此指南的整体性质,就其“周 围有事”的概念是否包括台湾争议不休、误导舆论。实质上,如果此指南不包括 台湾,整个指南修订以及美日安保条约本身在苏联解体之后都失去了存在意义, 所以,日本政府狡猾地说:此指南不包括中国,但从不讲“不包括台湾”。当中 国政府报道“桥本首相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时,日本政府立即声明:日本 只是认知、尊重北京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而已;至于对于台湾的归 属,日本在战败后宣布放弃对台湾的领有权,无资格论断[注1]。日本避免承认 台湾的归属,为今后可能的事态留下选择的余地。

  曾任外务省中国课长,现任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的浅井基文是反 抗新指南的著名论客,在他的不少论述中,浅井都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从一九九 六年四月克林顿-桥本的“美日共同宣言”以来的安保条约指南的修订,就是把 专限于防卫日本的条约变质为攻击性的军事同盟。本来,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 应该遵守“宪法→条约→指南(具体操作手册)”的民主程序,但华盛顿与东京 当局借口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朝鲜北方的“核武器开发嫌疑”,趁一般日本 或美国民众不明真实之际,一下子抛出这个“政治宣言”,以“宣言→指南→条 约→宪法”的手段逐步实现美日军事同盟的世界性扩张。一个能够“防卫”其过 去殖民地朝鲜北方与台湾的日本,还有什么地域不可以派遣其“自卫队”呢?

  这个改变日本国家“和平、民主、人权”性质的假设是如下展开的:首先, 美军从日本或朝鲜南方攻击北方的核武器设施,这当然会遭到北方的反抗,北方 极有可能会直接攻击南方和日本海沿岸(日本的原子能发电所几乎集中在那里) ;其次,美军被迫扩张成大规模的海陆空全面作战,这就必须首先封锁日本海沿 岸并征用日本的主要民用机场、港口、道路;自卫队也得为第七舰队进行后方支 援,而且,既然自卫队为了联合国维和部队(PKO)“人道救助”的目的已经派出 到过柬埔寨、扎伊尔,日本政府也可以冻结或去掉联合国维和部队运用的“五原 则”,派遣到朝鲜南方去“保护国民”。

  不过,日本政府在九四年对于这个假设缺乏信心和准备,虽然当时的总理羽 田与另一位自民党长老木尾山透露出日本政府在着手研究如何管制在日本的几十 万朝鲜人的生活。正是因为日本没有做好准备,美国不得不放弃用军事手段支解 朝鲜北方的念头。为此,美日从九六年的“政治宣言”开始修订一九七八年的安 保条约指南。但这个针对朝鲜北方的修订拖得过长,金日成死去后,朝鲜北方的 “威胁”已经不成为这样一个大变动的理由。与此同时,在台湾海峡发生的危机 正好提供了美日求之不得的“现实要求”。

  日本当然明白:比起朝鲜北方这个“搔扰的蚊子”,中国则是一头巨象。所 以,这个指南刚开始修订时,日本的政府官员与自民党议员都回避讨论美国的关 于台湾的提案,引起美国军方与部分学者的不满。日本政府还没有胆量把上述关 于朝鲜北方的假设适用于中国,外务省官员称之为“不能设想的恶梦”。但日本 政府马上改变了态度,积极主动地参与修订协议,因为它意识到:为了在二十一 世纪前期保持美日主导(而不是美中基轴)的亚洲太平洋秩序,日本必须保有面 对这个“恶梦”的能力。这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的一个明确无误的契机。九六 年十月,对中国友好的日本社会党(九六年一月以后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在众议 院选举中的全面瓦解加剧了日本统治阶层的这种自信。

  如果我们微为注意一下冷战后--对于日本而言,它开始于一九八九年六月 发生在北京的事件--日本国内政治构造的变动,就立即可以看出:正是日本内 部政治社会的变动促使、决定了其对外政策,特别是防务政策的变质。首先,社 会党在中国八九事件以至苏联解体的一系列冲击下失去了存在价值;其次,打着 “社会主义”招牌的社会民主党与公明党悄悄地解下自己的政治纲领,自动投降 到由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最反动的小泽派别之下;而成为唯一在野党并有发展前景 (因为吸收了上述变质政党,特别是社会党的原支持者)的日本共产党,在全日 本政治势力联手倒退的压力下,更显出彻底的民族主义狭隘特征。与其从正面反 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化,日共更热心于反对把日本的军队从属于美国的世界战略, 而忽视了日本资本主义统治阶层本身在推进日本的军国主义化方面的危险。

  正如克鲁泡特金或托尔斯泰对于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农奴解放的进步影响关系 的见解,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反动也必然影响国际政治的倒退。从某种意 义上说,一九八九年中国发生的事件,以及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帮助了东京的 统治阶层埋葬了日本的民主主义,产生了八年多以后的这个美日防务指南。正因 为如此,对于和平与民主的追求,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亚洲各国民众的身上。

注1:日本人非常注重国际条约中的谴词用句,例如在处理关于战争赔偿的一九五 二年“日华条约”与一九七八年“中日友好条约”的条文中,都用枝节伎俩蒙混 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姬鹏飞怒斥其为“法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