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主化前景對東亞政治格局的影響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政治學系 趙 京

一九九四年﹐Westview Press出版了由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政治學 系愛德華.佛里德曼Edward Friedman 教授主編的《民主化的政治學--概括東亞經驗》。 這是由Mark Selden主編的【轉換﹕亞洲與亞洲化的美國】叢書的第一冊﹐力圖從政 治學的角度對當前激劇變動的東亞各國的民主化過程綜述把握。“簡而言之﹐民主 不是文化或經濟或其他因素的自動反應﹔相反﹐這是一項政治事業、一種人性的可 能﹔這種政治制度可以避免專制弊害﹐提供人們解決各種問題的條件。”“正如這 一卷書所示﹐民主化逐漸被理解為政治面不是文化或經濟的反應”(佛里德曼﹕結論﹐ p.257]

本書分別介紹、評述東亞的五個國度、地於域的民主化歷程。在第二部“日 本”中﹐中村論了 1945 - 1952 年美軍占領下日本的民主化、和平與經濟發展﹐正 如“老牌由主義者”松本在朝日新聞上所承認的﹐“如果日本沒有經厲戰敗﹐它不 會獲得民主﹐這就是日本當代史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這個悲劇就在于我們沒有 贏得自由或民主﹐我們戰敗了﹐不得不接受它”。這是解讀戰後日本政治史的基本 框架﹕首先戰敗確實帶來了日本政治結構的重大轉變﹐農地改革、財閥解體、工會合 法化、解散軍隊、解除軍國主義者的公職等改革為日本憲法(除天皇部分)中所倡導 的“主權在民、尊重人權、和平”三原則奠定了基礎﹔其次﹐由外部軍事強力推行 的改革很容易受到外部國際關系的影響而發生扭曲﹐中國內戰、朝鮮戰爭與隨之長 期化的美蘇兩大集困軍事對峙都直接阻礙了日本政治的進一步民主化﹕天皇制的存 續(注1)﹐國家官僚機構幾乎原封不動的保留(如戰犯重光蔡又登上他戰前的外相寶 座)、自衛隊的恢復及不斷膨脹(正是舊軍隊與警務系統才構成自民黨政治的主流)等 等﹐為日本戰后政治的倒退乃至軍國主義再興提供了基礎。

本書的中心是由荒獺Arase「日本的外交政策與亞洲的民主化」與佐藤「從ODA(注 2)看日本外交政策中出現的在亞洲推進人權和民主化的新動向」展開的,日本能否 在亞洲採用推動人權、民主化的外交政策成為亞洲的領導呢﹖前者對日本的歷史和 現狀都缺乏起碼的知識﹐僅憑過時的、主觀的日本政府數據說明日本有能力和決心 這樣實踐﹔后者對現實接觸較深﹐說明ODA以及任何日本外交政策的辭令后面隱藏不 住的經濟利益。這種“帶有繩套的援助”所到之處首先為日本大企業開拓資源、提 供基礎建設投資,加重了這些被援助國家的經濟依賴﹐在許多場合甚至直接與專制當 局合謀阻礙當地的民主化(注3),只有徹底回避了ODA的韓國成功地發展了獨立於日 本的產業、同時也助長了獨立于日本政治的民主化(注4)。如果說在今天的ODA政策 中加入了民主化、人權的考慮﹐也是受到ODA負面影響的亞洲民眾抗爭的努力迫使日 本政府不得不修正的結果﹐而且﹐在運行時總是被選擇在符合更高的日本國家利益 時才付諸實際。

編者(佛里德曼)對于日本推行人權外交寄予了很高期望﹐專門為荒獺與佐藤的文章作 注﹐“中國的獨裁者們結果更喜歡與日本拉關系而不願接近歐美﹐因為他們把日本 視為協調的、儒家權威型的、中國精神的、還在增長的經濟動物”。“既然日本政 治家要在國際政治中扮演更大的領導角色﹐既然日本社會進一步民主化﹐那麼﹐日 本變為亞洲的人權領導就是一個自然的結局”。這是不准確的片面論斷。編者批判 經濟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道﹕法國大革命死了那麼多人﹐當時誰能說法國的經濟或 文化適合于民主自由呢﹖那麼﹐為什麼人們比較易于接受經濟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呢﹖ 無非就是因為政治現象是最直接關涉到人類生活狀況的現實﹐對於它的認識很難客 觀、公正、全面地研究(注5)﹐經濟決定論傾于用較易把握的數值來說明復雜的政治 過程帶來的筒單結果﹐文化決定論則傾向於說明變化多端的政治過程導致的各種可 能性﹐它們對政治分析而言﹐常常等于什麼也沒有講。這提示我們對於政治研究﹐ 應該付出更多的調查和實踐才有可能更有發言權、下結論﹐而本書對於日本政治的 內在結構及外交政策取向的影響都沒能深入分析﹐就做出上迷片面、甚至錯誤的結論。 擔當亞洲的人權領導﹐對于日本來說并不是壞事﹐長期地講也最終符合日本的國家 利益。但是﹐與任何政治行為一樣﹐在獲至最終日標之前﹐必須有一段艱難的路程﹐ 在短期、局部過程中常有不符合日本或其某些統治集團的利益﹐日本能否克服阻礙 達成有潛力達到的政治目標﹐正是政治學分析的任務和特長。本書沒有提供政治分 析本身﹐實際上筆者特別自“六四”事件以來的一系列實踐和思考最終導致的結論 卻是﹕日本不僅不可能成為亞洲的人權領導﹐日本國內的民主化和人權的進一步發 展﹐說到底﹐還得依靠亞洲民眾的人權意識高漲、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注 6)。

韓國(本書第三部)、香港(第四部)和台灣(第五部)的民主化過程所顯現的特性都是 由其特定的國際地位所決定的﹐它們都在很大程度上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所影 響﹐特別對於台灣而言﹐更具現實的和平意義。上周筆者參加了由威大麥迪遜分校 台灣學生聯盟主辦的“林雙不談台灣”講演會﹐當錄像中放映到林先生由於堅持台 灣鄉土(地方)文學遭到當局壓制時很令筆者同情﹐但林先生卻不恰當地把國民黨的 統治概括為中國人對台灣人的“種族壓迫”﹐使筆者驚訝不已。筆者在一片哄笑中小 心提請林先生注意文學創作的主觀激情與政治活動的客觀現實之分﹐林先生彬彬有禮 地聲稱“希望貴國人民推翻獨裁政權……”等等。

如果台灣獨立運動都如此缺乏起碼的政治理智﹐也難怪北京政府的軍事選擇更缺乏 人性。兩岸的民眾都不贊同戰爭﹐因為無論是“勝利”或毀滅﹐犧牲的都是普通民 眾。進一步推廣地講﹐只有兩岸民眾以及整個東亞地區的所有民眾都互相扶助、提 高了民主與人權意識后﹐真正的國家種族地域間的和平才會實現。如果說東亞的民 主化有什麼不異於西方的民主演化的共同處﹐那就是人類追求更自由、更幸福生活 方式的人性﹐通過各種斗爭(韓國的激進學生運動、台灣的順從慣了的農民上街抗爭 嚇倒了官僚階層﹐以及八九中國愛國民主運動對世界的震撼等等)改善了社會組織方 式和政治制度。可惜此書的最后關於中國的部分沒有篇幅論及中國民主化的犧牲和 貢獻﹐有些文句讀起來完全偏離了政治科學的分析立場﹐如“(革命起義的羅馬尼亞 式)這樣自上而下的轉變也可以發生在1989年的中國﹐如果軍隊站在人民一邊的話” (蘇紹智﹐p.226)。編者最后引用許家屯1993年逃來美國后的回憶錄(注7)﹐說明趙 紫陽講過要允許獨立的學生或工人組織存在并讓他們參與選舉﹐似乎新的統治者也 有可能如此實行民主。其實﹐中國的學生(以及知識分子)并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不 可能具有政治、經濟的獨立性﹐讓它獨也立不起來﹐更何況趙紫陽在講此話時并沒 有站在中共中央全會或全國人大的講台上﹐而是身不由己時的孤註一擲以保清名﹐ 并不太具政治意義。

佛里德曼教授的民主主義理想在此書中沒有令人信服的展示出來。實際上﹐由 於“六四”事件的悲劇﹐直接地影響了日本政局更加保守、反動、倒退﹐影響了台 灣的民主化朝著獨立運動的危險方向展開﹐它們反過來推動中國軍備的擴張﹐再反 過來推動日本的軍國主義化(甚至核武裝)、台灣的獨立意識……﹐很可能出現一幅 惡性循環的前景﹐整個東亞政治格局的變動﹐說到底﹐決不是日本的民主化、人權 領導地位問題﹐完全是中國大陸民主化所決定。

有鑒於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重大意義﹐佛里德曼教授緊接著於一九九五年又推出了他 的力作【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認同與民主化前景】(359頁﹐M. E. Sharp公司出版)﹐ “除了識別出那些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帶向民主政治道路的力量與原理外﹐此書力 圖對於目前正在分析家中展開的關於民族主義的爭論﹐特別是關於知何形成民主主 義的國家認同的討論﹐提供新的貢獻”(前言)。“本研究基於這樣的事實﹐即所有 的社會都能成功地於實行政治民主化”﹐“與普遍流行的把東方與西方截然分為不 同世界的看法相反﹐本研究致力於表明﹕對于所有社會至關重要的是各種對抗的國家 認同以廣泛的政治聯盟事業參與其中的民主化政治(前言)”。在列舉了基督教民主 傳統國度里美國的南北戰爭、德國的魏瑪共和國挫折之后﹐“更重要的是不論專制 政體延續多久﹐所有的人類社會如何通過斗爭達成民主主義的人類尊嚴﹐以及所有 的人民都能夠在統一的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中建設運營他們的國家共同體并能夠挑 戰國家里的反民主傾向。這對中國當然也適用”(前言)。

在以國民國家為單位展開的動蕩的近代史上﹐中國最終找到以社會主義來指導全民 族的反帝國家認同(注8)﹐并確立了毛澤東的獨裁和中共的專政地位。獨裁的統治方 式更適應于戰爭年代的勝利要求﹐和平則為民主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注9)﹐ 但這個從獨裁向民主制度的轉換卻不是一個自然過程或經濟發展的必然﹐而需要人 為的奮鬥。專制權威主義與儒家式的列寧模式(注10)可以被理解為中共上層統治集 團在新形勢下摸索的嘗試﹐他們用盡了各種方法企圖避開政治的民主化來維系既定 的政治秩序﹐經濟改革就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政治含義了。佛里德曼在第十章「中國是 歐革成功的模式嗎」中指出;毛澤東去世之后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是否說明北京的改 革派己經發展出一套值得別國效仿的戰略能夠帶動經濟的持續增長與社會的安定呢﹖ 一般人似乎認為俄羅斯在推動經濟改革之前就推動民主化是不明確的﹐因為民主化 產生出延緩、阻礙改革的迎合大眾的利益﹐而中國的作法優點在於一個強大的中央 集權國家可以推行民主化國家辦不到的、必需的改革。上述經驗認為市場化的經濟 改革應該先行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一個參與世界銀行援助俄羅斯項日的美國經濟學 者指出,皮諾切特政權下的智利和中國南方經濟迅速發展的廣東省就是這樣的方式﹐ 在沒有外國撥助的情況下成功地於轉換到世界市場的竟爭﹐“中國南方很難能對俄 羅斯提供參考﹐俄羅斯不再是一個能夠推行嚴格控制的逐步展開的經濟改革的自治 國家﹐實際上在一個新生的民主國家裡﹐總理大臣最頭疼的是企業的壓力游說可以 阻礙國營企業的合理化、擾亂企融政策”(Prowse, 1992)。

美國財務長官 Lloyd Bentsen 訪問中國和俄羅斯后也指出兩者的對比﹕“俄羅斯在 市場經濟沒有確立之前試圖建立民主政治體制﹐中國的試驗則是在不實行民主政治 改革的條件下發展繁榮的自由市場經濟”(Bentsen, 1994, p.6)。一位印度的上層 企業家也指出﹕“李光耀正確而戈爾巴喬夫錯了﹐在政治開放之前必須首先實行經 濟重建”(Dalmia, 1994, p.25)。美國銀行家William Overholt同樣在《中國的崛 起﹕經濟改革如何產生出新的超級大國》(New York, Nortan, 1993)中以“把經濟改 革的駿馬置于政治多元化的貓群之前”來贊揚中國的智惠(Manning, 1994, p.10)。

確實﹐一個獨裁政體明顯地可以帶來財富﹐但事實上卻從來沒有任何証據 表明專制政體能比民主政體更能發展經濟(Hwlliwell, 1993)。實際上﹐討論一個獨 裁政體也需要創造財福﹐正知Stephen Haggard 己經對東亞所作的是分析中所示, 是非常無聊的。那些想反對東亞在民主體制下更能發展的明顯事實的分析家們只要 筒單地於設想一下如果戰后的日本沒有民主的情形即可以了。戰后日本的農地改革 與工會合法化(注11)創造了日本的民主主義政治家們可以依靠的農民與工人群體﹐也 創造了能夠維持日本式大量高水准消費產業發展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民眾。沒 有民主﹐日本的經濟奇蹟只是幻想(p.188-189)。

佛里德曼通過中蘇改革的對比﹐很有啟發性地於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成功并不是中 共上層比蘇共上層高明一籌﹐而是因為中國的現實條件比蘇聯更迫切需要改革﹐因 而減少了改革的阻力。例如中國的重工業(除了東北的傳統重工業基地外)被毛澤東 移到三線使得廣東等沿海容易轉換產業結構﹐蘇聯的產業構造經過幾十年的計劃經 濟完全從屬於重工業導向不適應改革﹐等等。其實﹐更深刻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性的﹐ 最先發動的改革在中國的最貧窮的農村﹐在那里通過改革農民失去的只是奴役、獲 得的不僅是對生產資料(土地)或產品的部分支配﹐更是人身的進一步解放。在蘇聯﹐ “包產到戶”的“責任制”將使集體農莊的農業工人們失去基本的社會保障﹐所以 他們不願改動現狀。面對上述這些現狀﹐中國的政治環境又處於一個絕無僅有的機 遇﹕整個中共統治階層在好不容易清掃了荒唐的江青集團后﹐都承認是毛澤東獨裁 的受害者,這種經歷使得他們程度不同地理解、聽取人民的呼聲,那些阻礙人民追 求稍微富裕一點生活的基本願望(即所謂“四個現代化”)的政治結構﹐由於“文化 大革命”等歷史性災難的現實被拆除了。從深遠意義上看,中國的改革也是由民眾推 動的﹐鄧小平集團只是順應了這個歷史潮流才占據了中共的統治地位﹐也使中共對 中國的統治延續十多年的正統合法性(沒有受到嚴重的挑戰)。在這種意義上看,毛 澤東去世之后的中國的經濟改革的部分成功是特殊的、偶然的﹐它的失敗卻是結構 性、制度性的﹐任何新的統治集團必須找到適應新的時代的政治統治方式﹐這就是﹕ 以民主主義來重新樹立國家認同﹐也只有民主主義才能保護經濟發展的成果﹐減少 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那種殘忍與壓榨。

即便從外部交往方面﹐中國的經濟改革也要求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否則﹐陳希同 - 玉寶森集團控制的不再只是北京而將是整個中國。一般地講,比較起華人資本家來﹐ 日本商人更能尊守起碼的商業規範,但任何商業的動機都是在不完善的制度的可能 限度內追求利潤﹐所以必須利用政治法律的手段來規制經濟的發瓦展。現在﹐所有 的日本大公司都涉入中國市場了,如果它們利用在日本國內或其他東商亞國家熟練 的收買手法在中國暢行無匪阻﹐它們最終必然會力圖象控制日本國會那樣操縱中國 的政治﹐這也是中國的民主化面臨更大困難的原因(注12)。

從道理上講﹐中國的民主化必將帶動日本政治的民主進步并最終達成真正完整獨立 的國家主權(注13)﹐中國的民主化必將推動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朝鮮的核武裝會成 為日本軍備乃至核武裝的借口)﹐中國的民主化必將徹底消除台灣海峽、西藏地區、 香港地區等的極端不穩定因素﹐從而引導東亞以及整個亞洲和平、繁榮地進入二十 一世世紀。從現實上看﹐正如日本政府及其統治階層不可能發善心或聰明地擔當起 亞洲的人權領導作用一樣﹐要讓東亞各國各地域的統治集團們明智地順應民眾的民 主化、人權要求實現內政、外交上的轉換是不現實的﹐正如任何國內的民主化進度(如 前些時候韓國逮捕了盧泰愚、全斗煥兩位前總統)都是國民犧牲奮斗的結果一樣﹐任 何國際關系中的人權尊重都是各國民眾死難傷亡的代價﹐捍衛民主化成果、保護人 權尊重的現實不被政府權力拉向倒退而是迫使各國政權改善嚮前﹐正是我們每一個 普通公民的義務與職責。如果要舉出具體的行動﹐正如佛里德曼等作者指出而日本 政府竭力逃避的那樣﹐中國大陸的民主化覺醒中首先遇到的東亞關系的人權原則是 中國民眾必將拋開所謂“日華友好條約”(1952年)或“中日友好條約”(1972年)中各 政府強加於民眾的“放棄戰爭賠款”等踐踏人權的恥辱條文﹐與朝鮮雙邊、台灣、 香港等地於民眾共同最終妥善處理日本的戰爭犯罪歷史、共同開拓東亞各民族的真 正長久的和平。

只有這樣的和平前景才值得我們去奮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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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在【國家形態】的「日本政治結構」一章中,筆者比較詳盡地論及天皇制的反 動、保守作用。簡而言之﹐所有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反對民眾的國家主義強權性格都 離不開天皇制的支撐﹐是否反對天皇制是衡量日本政治勢力集團的第一條特征。例 如﹐自民黨敢把社會黨委員長推上總理寶座就是出於社會黨對天皇的認同。真正日 本的有識之士(如京都大學崛川哲男教授)都非常惋惜由於美、中(蔣介石)、蘇(斯大 林)的自私國家利益沒有把裕仁推上戰犯審判台﹐錯過了日本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政治 機遇。

注2﹕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政府開發援助。日本以此計算其對世界 的經濟貢獻﹐其數額自91年以來超過美國為世界第一。它的實際進行可以由伊斯坦 布爾的第二座博斯普魯斯大橋為例。當世界各家公司(特別是對博斯普魯斯海峽具有 傳統利益的英國)正為設計施工投標時﹐受到大企業指使的日本政府突然宣布增加幾 百億日元對土耳其援助﹐結果這座橋至今被稱為“日本橋”了。

注3﹕那些幫助當地居民告發專制當局或日本大企業的日本人被稱為“非國民”。筆 者以日本公司雇員身分在北京時﹐熊古組(大建築公司)北京分公司負責人告訴筆者﹐ 那些幫助戰時的中國俘虜礦工要求熊古組賠償的日本律師“自己還是日本人嗎﹖”

注4﹕韓國統治階層雖然獨裁卻可稱愛國﹐不敢忘記亡國的歷史。那些浪費外匯的高 檔消費品收買了上層社會的民族意識又提得汽車、電視機等產品的維修、換代依賴 于日本的產業構造。

注5﹕換一種更直接的表述﹐幾乎所有的占據主流統治地位的“學者”都是國家政府 的雇員﹐作為一個整體而言﹐他們注定不可能對政治現實進行科學的把握。在日本 或中國不存在政治科學﹐很大程度是因為官制的禦用“學者“、“智囊”們的欺騙 功效。

注6﹕實際上比較先行民主化的韓國、台灣己經開始對日本國內的政治進步顯示出積 極的影響﹐盡管日本的民主化程度高于東亞別的國度、地域。國內的民主化并不完 全等同於外交方面的人權政策。

注7﹕作為政治人物﹐出版回憶錄本身就意味著許家屯已經沒有信心再返回中國政壇 爭奪正統了。由任何退任(特別是被趕下台的)政治人物口中流露的民主心聲正是現 實不民主的表現。

注8﹕鈴江在一九三○年出版的《中國革命的階級斗爭》中﹐用馬克斯--考茨基的階 級分析觀點﹐己經准確地預見到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可能。參見筆者「現實的 歷史中包含ぴ合理的必然」【民主中國】1993年6月號。

注9﹕這個分類最早由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中闡述﹐也可以從最筒單的功能-結構對 應中找到。

注10﹕筆者自身對于這樣的術語使用不熟習﹐多少抱有抵觸感﹐認為它本身就帶有 某些重大的前提﹐其定義本身是需要討論的。至少﹐列寧當政期同的政策很難歸納 為固定的模式﹐斯大杯和毛澤東當政期則以顯出更多的固定特征。

注11﹕當然﹐農地改革并不徹底﹐山林沒有被重新分配﹐據說是因為植樹需要七、 八十年時間且需大面積種植。筆者曾在和歌山的一家莊園主中做客﹐他家還得雇人 管理龐大的山林(伐木等都由機器操作)﹐維持了舊有的方式。另外﹐工會的合法化 便“體制內”的社會黨(以及后來分裂出去的民社黨)得益﹐“體制外“的共產黨沒 能在企業中發展勢力。

注12﹕中國人在日本從事民主化與人權活動遭到迫害壓制的原因不僅僅是日本的知 識階層、大學當局的卑鄙﹐更主要是日本統治集團出於國家經濟利益的考慮﹐決定 把沒有多大政治能量的中國民運活動家作為人質向中共政極爭取外交籌碼(如不反對 其進入聯合國安全常任理事會)。我們的人權活動被日本政府判定為“破壞了中日友 好關系”(上引佐藤文﹐p.104)﹐筆者因為履行一個中國公民的義務即被大阪大學校 方與中共政府機構商議逐出大學及日本的公共機構(參見香港支聯會主編【中國的良 心】1993年出版)。

注13﹕日本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獨立主權國家﹐所以我們很難要求它能夠自主 地給予不發達國家地區的公民的人權(這一點不在此文論內)。不過﹐最近的事例很 能說明日本的這種缺乏主權尊嚴的國家特征﹕日本政府今年突然以“中國不聽日本 政府多次勸告、仍然強行核武器實驗”為各取消了九五年的無償貸款(七十多億日元 )的絕大部分﹐極端的軍國主義論客還要求停止數千億日元的有償援助甚至“斷絕外 交關裂”﹐與日本在天安門事件后的反應大不相同。但這絲毫不表明日本的外交獨 立性﹐因為日本本身是在世界上最強大的核保護傘下的。當美國占領軍強奸它十二歲 的幼女時﹐這個政府的行為是幫助美國政府壓制衝繩的民眾。

(美國【留學生】1996年 Vol. 7,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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