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京

“我们没有成为人类的有机部分，在我们的血液中存在着某种拒绝一切进步的因素，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世界，为遥远将来的子孙们提供惨重教训而已。”当十九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文学与艺术）突然崛起，达到世界最高水准时，文学家Chaadaev P. Ia在1829年却发出这样的绝望预告。整个二十世纪中俄罗斯民族的苦难、奋斗的历史为人类提供了永远取之不竭的遗产，但今天的俄罗斯还没有能力反省自己的历史，迅速失去民意支持的政府正拼命地抹掉所有关于苏联 （即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记忆。如果说将以革命家命名的公共场所、设施改换为过去的帝国或教会的称呼还不妨理解为对更深古历史的复归，那么，关闭那些本来属于人类遗产一部分的纪念馆却过分地表现出一时的政治权力意识。沉睡在红场上的列宁很难接受人们的参拜，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迁移到远离权力争夺中心的更合适安眠的故土去。必须同时面向未来（学习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制度）和回归过去（苏联以前的历史）迫使俄罗斯无暇回省其刚成为历史的遗产，难道对于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尝试的憧憬仅仅是我们这些受到过保尔•柯察金影响的“红小兵”的乌托邦吗？
五月八日临登机离开莫斯科的前几个小时，我们略怀缺憾地信步到GYM百货店，听到红场那边传来不寻常的喇叭声，原来是列宁墓开放了！第二天就是战胜纪念日了，克里姆林宫当局总要象征性地做一点姿态，却又不愿意（可能也没有大大必要）宣示开放时间。我们匆忙赶到被围起来的红场入口，没有过去的排长队等待的情景，与俄罗斯人一同缓缓进入由卫兵守护着的列宁墓。遗体仍然保存得相当完好，但这本身其实与社会主义精神违背，来源于东正教和沙皇俄国的旧习，只是比克里姆林宫的寺院中保存着的伊凡雷帝等历代沙皇、贵族和东正教府主教、总主教的灵堂更现代化而已。从某种意义上看，列宁看穿了沙皇（国家权力）和东正教教会组织的人性恶本质，同时彻底地反对这两者，自己却成为结合这两旧习的最大祭品。最近的历史资料逐渐可以证明列宁墓的建造只是出于国家统治现实的必须，列宁在枪伤之后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领导国家的权力，而必须处理大量行政事务、直接面对俄罗斯帝国社会基础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必然逐步演化成（以斯大林为首的）专制官僚集团，列宁临终时已经不再信任斯大林，要求撤换斯大林了。那么，热心建造列宁墓的斯大林官僚集团当然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统治国家的要求让（已经丧失抗议能力的）列宁的遗体再为现实需要服务。
与毛泽东遗体相比，列宁遗体显得更有朝气、理想而较少权谋与威势，使人联想起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确实，与毛泽东的反感知识分子、专注帝王、农民相比，列宁继承了俄罗斯知识分子面对未来的激情，兼具马克思那样的学者性格（十月革命的另一位领袖托洛茨基也具有这种天性，比列宁更理想浪漫）。很惭愧在中国近代史没有出现一个如普希金、赫尔岑、托斯妥耶夫斯基、巴枯宁和托尔斯泰、克鲁包特金、普列汉诺夫那样的文学家、思想家，我们从他们的思想中可以感受到具有普遍人类价值的精神，他们对于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反抗并不只是基于作为知识分子这么一种特定阶层的本能（如反对书报检阅制度），而怀有（几乎被教会垄断埋葬掉的）基督教的赎罪反省意识。1861年颁布的农奴解放法令等一系列“大改革”为知识分子带来一些恩赐，但在1868年圣彼得堡的学生争取自治权益的斗争中产生了更深刻的以Nechaev S. G.为代表的自我否定思想：不错，在反抗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学生、知识分子确实代表了未来，但从民众的眼光来看，你们不是与沙皇贵族同样处于统治•欺骗•寄生的犯罪地位吗？Natanson M. A.等人更彻底地呼吁：“具有个体批判思维意识的知识分子们，到了向民众支付数百年来为偿还债务的时候了！”正是这样的出发点，导致了最初政治结社“土地与自由”的诞生并一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普及，一直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才告一段落。以此反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无知，仍是因为依附于政府权力（不管其权力来自中南海还是华盛顿）谋取些许残羹而成名成家的知识分子非但没有自省的良知，反以御用帮凶行走为业。中国的知识阶层如果要发挥超越出国家强权下“技术奴隶加少部分权势败类”地位的贡献社会的功能，首先要排除阻碍知识分子获得思维知识的世俗影响。
列宁墓的两侧是十月革命以来殉身的士兵，工人的墓地。背后立有斯大林、勃烈日涅夫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雕像（可惜改革者赫鲁晓夫没有入列），在往后的克里姆林城墙上被挖出许多方块，纳有高尔基、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妻子）、片山潜（日本社会党创始人之一）等名人的骨灰。大概因为第二天是战胜纪念日的缘故吧，斯大林的雕像前被放置了一些花束，显得有些注目，偶尔有人从不间断前行的队列中走向斯大林像前鞠躬。兴许，对于统治者斯大林的评判，在经历了“正”与“反”之后，还需要辩证的综合。人们专注于他的清洗同僚、压制知识界，其实，正是官僚和知识分子最具报复能力可以很快否定斯大林的统治形象，但斯大林当政期间的“政绩”如何却没有比较中肯的认识。赫鲁晓夫所揭露的那种连地球仪都不会看得人怎么能够指挥“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呢？与斯大林有些类似（但量级小许多）的朴正熙在韩国得到了较全面公正的评价，这当然有赖于韩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而俄国知识分子尚需艰苦的工作和岁月才能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列宁和苏联时代做出与这段历史相称的研究成果。对于俄罗斯而言，仅仅是复归东正教和旧帝国的光荣并不能赶上今天的时代，那种故意忘记过去的企图就是对于历史曾经提供的教训经验、牺牲和贡献的背叛，重复无所谓的牺牲。
我们刚步出列宁墓侧面的台阶，看见红场的对面有一队举着红旗、标语、列宁画像的老年人（约一百多人）高呼口号迎面过来。我拨开围观的人们，跑上前去与一个太太握手，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的镜头，连说“乌拉！乌拉！”，他们围上来，动情地咒骂叶利钦和美国，一个老大爷用生硬的胡须，使劲吻刺我的脸面，我注意到他的左腿是残缺的……。
　　目送着游行队伍渐渐消失的背影，可以感受到幕里那个遗体的不安，列宁不可能被任何行政当局认为地埋葬掉，也难享有复活的命运。过早地去世，对于列宁个人而言成全了他的功名，但我更希望列宁思想有一个完成和终结。那么，理想的统治者“哲学王”列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呢？这可以被称之为赎罪之国家学说的基点：国家是人们从事社会生活的“恶之必须”，任何为政者，相对于任何别的政治势力（如列宁相对于沙皇、临时政府、社会民主党、反叛苏维埃的无政府主义水兵或农民）都有充足或不充足的理由去镇压、支配、欺骗同为人类的同胞；但在人类“造物主”面前，“哲学王”也不可摆脱统治人类同胞所必然带有的社会生活“原罪”。这种“原罪”只是基于以下的简单现实：并不是由于他／她的出生而具有（因为出生是无可选择的），乃是因为他／她要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必然负有的。当然，从历史事实来看，任何统治者（包括列宁、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毛泽东、邓小平以及那些靠代议制爬上权力顶峰的政客）在其注定成为“王”之际绝少可能会爱顾“哲学”的智慧和信念，但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德行减轻社会“原罪”（如托洛茨基、彭德怀、胡耀邦等）。至于那些有幸多受了些教育（因此比别人多负罪债）获有些许知识技能的人，比较容易地由一百多年前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选择中得到拯救或复活：永不向任何权势屈从，把自己置身于无权势、无钱财的平民行列中，为民众服务。

1994年5月14日，静冈县三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