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掠影

北京掠影之一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我在东京的纪念六四五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即便在日本(我已经七年没有回过中国),从中美关系(如克林顿对华政策的转变)、中日关系(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台湾局势(我正好读到《朝日周刊》里司马辽太与李登辉的对谈)、香港问题等方面,都强烈地提示着如何在经济、法律、文化等关系到普通平民生活的社会各层次争取人权、民主,既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而尽少重蹈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罪恶(甚至引发更深刻的民族灾难)的必须,也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挑战和机遇。当李鹏政权杀气腾腾,东京政权以国家权力胁迫在日中国人的基本人权时,我们的抗争本身就具有为中国民主进步的爱国主义和为日本文明进步的国际主义意义。这种意义在今天、将来仍然重要并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不过,仅仅局限于此而没有准备更重要的国内生活(并不一定需要强烈的反抗,虽然有时是必要的、想躲也躲不掉的),就放弃了我们应该承担的更大的使命。
个人生活是如此之渺小,对于自己而言,能够在中国秉着知性与人格这两条信念置身于平民阶层(无论是何种职业都行,但不附庸国家权力),也就是自己所能从事的(必要时为之献身的)最大事业了。我原计划在日本完成思想体系之后再回中国去宣教、实践的,但我不久意识到这个体系的确立有一部分可以在中国完成。从去年以来,我开始准备回国,决心在中国没有实现基本人权就不再跨出国境(为此很想能先去美国、台湾自费考察,没想到这两个曾经表示过欢迎我的政府却不肯放行这种没有政治利益的平民性交流)。现实形势超越了主观预料,中日经济交往表面的热潮把我所在日本公司与北京铁路局联系起来,六月二十二日,我随日本同事于晚上七时许抵达北京(我的出生地)。
在海关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这虽是预想之中,又有些求仁不得的遗憾。去年曾有人传言,如果我不经北京而回家探亲,地方上会保证我的安全,我大致可以感到原来在重庆公安局传达的一经发觉即可逮捕的恐怖已经松弛,他们甚至知道我回国的决定,让我父母转告,欢迎我回去投资!
这里正经历着从官本位的官僚独裁向钱本位的官僚资本的腐朽专制的制度性变迁,贪得无厌的官僚迅速吞噬掉民众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也争先恐后地葬送这个不能自我革新的国家政权基础。为我所在公司与北京铁路局中介的在日中国商人教我们如何向主管的副局长请客送礼,竟信口说此人靠着与江泽民的同学身份将来会做铁道大臣等等。此副局长果然胃口不小,竟要求我们把已经订好的北京饭店改为王府饭店的日本料理!我在付款时才明白王府饭店(六人花八千多元)比北京饭店贵一倍多,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开个玩笑让副局长先生付款试试。看着公司的日本同事们点头哈腰的姿态,我一下子冷却了被这个合作业务激起的热情,回到日本,在报告书中劝告公司撤退并声明自己完全没有继承从事这种有违人格的交往的意愿。不用说,把日本的资本家与中国的官僚统治集团连接起来的利益就是如何共同榨取中国普通劳工的剩余价值,过于腐败的北京政权和过于垄断的日本财阀(如三菱、八佰伴等娴熟地在中国运用它们在日本收买议会、行政权力的手法)不久就可能葬送掉正常的、看起来不断发展的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
我本来计划去国家教育委员会查询一下90年4月以来被贪污掉的奖学金生活费,更想追访有无可能索回我们不得不向福建的公安局副局长交付护照的买路钱。如果北京政权真的履行它作为政府的这一点机能,我们很想把它捐给希望工程那样的基础教育事业,当然,如果我们自身能够在中国自由地从事教育事业更可以服务于社会。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多少的努力呢?我时常感到疲惫,期待某种不劳而获的享受(当然,我能安全地置身北京即表明我们实际上正在享受着人类改善自身制度的成果),可以肯定的是:学生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承担社会改进的主要角色了(早知如此,我们可以扮演得更成功一些的)。
我回到离别九年的清华大学校园,在三弟(他正好念完四年级)的宿舍里度过一夜,随手翻阅校党委的学生教育手册,看到除了前几页的江泽民讲话,主要是介绍股票等经济常识,回想起这个曾在《邓小平选集》中被大为赞许的校党委,曾经为我们学生建立个人档案进行细致思想教育。今天呢?我为三弟买了辆永久自行车,他加了两把锁还不放心,晚上还得搬到宿舍里,否则肯定会不翼而飞的!甚至连上自习时外出走动一会儿也会丢失文具,广告栏里到处贴着各种启事:哪位好心的同学为本人保管的文具,对您而言并没有多大价值面对这样的校园风气,统治阶层大可以安枕无忧了!
校园之外的社会风气就更不必提及了。问题在于:当国家权力只专注于强化暴力机器(天安门广场上无知却略带蛮横的士兵就是明显的象征,连毛泽东也会嘲笑的)、收买知识阶层而官僚统治阶层本身迅速腐化在金钱中时,谁来从事以平民的生活共同去改善民生(就业平等、医疗、福利等)、维护基本道德水准的使命呢?这种召唤,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太沉重而且又必须去担负的。

赵京 1994年7月16日 静冈县三岛市

北京掠影之二

如果说六月底我时隔七年首次返回祖国是出于自己的决心(所在公司明白我的政治立场,原来没有安排我去北京),仅仅两个多月后我再次踏上生我的故地,则是出乎我意愿的仓促决定。大概是因为六月二十二日傍晚我刚到北京不知底细,到旅馆安顿下来随便叫了一辆出租车带同行的铃木(公司取缔役,相当于董事)和氏野(课长)去王府井附近的夜市上痛吃畅饮了一顿,第二天晚上正在与北京铁路局谈判时铃木和我都腹泻不止,被救护车送到协和医院的缘故,使酷爱北京烤鸭和京剧的铃木没能尽愿,回到日本身体恢复之后又制造借口要设宴答谢铁路局,才决定再次访中。铃木这一次充分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但实际上竭力策划这一次没有经济商务意义的访中的是铃木,我刚开始就感到氏野神色有诈,说新世纪饭店(五星级)条件不好,非要安排铃木离开我们两人,单独住进最高级的王府饭店。
深夜三点过,我突然被电话闹醒,隔壁的氏野要我去他的房间。我虽然预想了可能的事态,但推门进去仍然被屋里的情景迷惑住了:穿着内裤的氏野肩头靠着那位奥林匹克饭店前厅端咖啡的小季,床前坐着两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其中,那个能讲日语的小个子声称是小季的亲戚。我马上明白了事由:氏野六月初第一次来北京谈业务时住在此饭店与小季相识,让小季怀上了孕,六月底第二次(我也同行来时)氏野告诉小季说他七月底还会再来,但小季过了七月、八月都不见氏野且又接不到任何来函来电(我曾为氏野翻译过信寄去,又打过电报),怕氏野不再来见,只好自己堕胎了。我立即鄙视起氏野来:你四十来岁独身,在日本怎么做都很自由,第一次来中国出差就这样放肆?日本商人在泰国、菲律宾,在东南亚,在全世界,都难改本性,中国的姑娘们也变得如此低贱吗?氏野自己显然还没有从这三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中反应过来,纳闷地自问:我早已检查过没有生育能力的,怎么会怀孕呢?唉,我真混蛋,没想到还能生孩子,却又失掉了! 氏野很激动地表示,他一定会尽责任的,回到东京后马上办理手续安排小季去日本念书(我看她的字迹用句,大概没读完初中),如果小季适应了日本的生活并愿意的话,他们就结婚共同生活。不懂日语的小季似乎很悲哀没有什么表示,小个子为她仗义执言,说小季没有去日本的思想准备,且不知氏野此次回日本后是否再来北京,总之,氏野必须理解事态的严重性并有所表示。
听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白天乘出租车时听到的收音机播送,讲一个有家室的台湾商人在北京沾花惹草,被女孩子与她的情人敲诈再三,最终只得向公安局报案。不过,氏野是独身,还与小季的父母见了面,从电话中小季母亲热情邀请氏野去作客的态度上看,他们很乐意把她托付给日本人的。氏野被小个子穷诘之下,气急败坏地讲要两个小伙子在门外等几分钟,让他单独与小季交谈(我留在房中做翻译)。氏野诚恳地问小季:我年纪大你一倍,你将来还有前途,真决心与我结婚吗?小季吃力地点了点头。氏野马上提笔按照小个子的要求,表示对小季的信任,先付一万元作为补偿。氏野先拿出两万日圆,表示与字据无关让小季接受,又数出身上仅有的五千元人民币交给小季,说明这次出差没有带多少钱,另五千元待回东京后再寄还。我在一旁用日语说可以先由我垫上,氏野很严厉地用眼色止住我,也不再理会小个子的纠缠。打发了三位不速之客后,氏野问我是否见过不懂日语、一直没有发话的瘦高个儿?他就与小季同在饭店前厅弹钢琴!北京的四星级饭店竟然如此!
第二天早上,氏野想起接受过小季母亲去作客的邀请,我打电话去辞谢,没想到是一个小伙子的声音(我听出是小个子),不耐烦地说不是季家,不知道哪个小季。我没有兴致猜想整个事由,但无论如何,在这件交易中氏野并没有什么后遗症(虽然,如果从卖春的行情来看,一万元确实太贵了),但季家呢?是女儿欺骗,或者是父母利用独生女儿? 兴许,这样的例子并不太具代表性,因为当事者双方的主观动机太强,并不表示在中外经济交流背景下发生的普遍情形,但紧接着(九月二十日)在建国门外发生的造成近百人伤亡的枪战,无论个人动机的偶然因素多强,也直接表明社会矛盾的激化。当我们乘车路过时,仍然可见翻倒的车辆和掩盖在泥土下的血迹,这正是五年前北京政权作为的直接归结。任何社会(更何况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都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当某一领域中发生的大规模、明显的人权侵犯(天安门镇压,中共驻东京权力迫害中国公民等等)没有得到制止,就不可能期待在别的领域(军队、警察、企业等)中实现平等与正义。除了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集团,谁有意愿、有能力破坏安定秩序、甚至引发内战呢?
统治危机只不过是社会危机的突出表露,国家权力强调政府的镇压机能表明正常的分业制度很难维持下去了。例如,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的学术研究机构,由于客观条件(待遇低)和思想专制(只能为统治阶层服务),丧失超越出行政权力的独立存在价值,在这个领域占据最大利益的学者、教授,除了帮助国家权力压榨整个知识阶层的附庸外就是商业广告的推销(这使人想起几年前那些打着赵紫阳智囊旗号的人们的恶迹)。很显然,今天的旨在强化统治机能的政策只不过推延社会矛盾的爆发而已,而新起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势力阶层越来越带有买办官僚的特征推波助澜加剧贫富差别。如何从制度上制约国家统治阶层,实现民主主义和国民主权的近代国家原则,迫不可待。

赵京 1994年10月22-23日 静冈县三岛市

[注:1994年两次短暂访京之后,我1995年逃离日本到达美国,1996年后至今没有任何护照,再无法进入中国。2008年12月2日于圣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