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一年五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讨会联合主办的“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全国第六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温州举行。有二十七名中外学者参加。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讨会二00一年六月的《简报》第9、10页介绍到：

 

    以座谈会的形式，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42年逝世的陈独秀复杂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弄清了这个时期的陈独秀思想不是传统所说的“对革命形势悲观失望” ，“与托派相结合，转向反革命” ，而是试图在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连续三次“左”倾错误指导路线之外，寻找另一条革命道路，……如大革命失败后直到一九三0年，陈对形势的估计（革命低潮）和策略（退却）的认识及主张与当时的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相比，比较正确。……中国托派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在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方面，始终是旗帜鲜明的。他们与中共的矛盾，本来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对敌斗争中应

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但是由于受到斯大林肃托斗争的影响，却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对此，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先生向会议介绍了西方一些国家的托派政党与本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及参加竞选的情况。

 

    为此，日本《劳动者力量》杂志二00一年七月十日第136号、九月十日第137、138合并号发表了对佐佐木的专访。佐佐木寄函译者，希望进一步介绍给中国读者。以下是译者认为有益于中国读者的部分节译。

 

    这次会议的实际操办者是温州出身的老托派分子。温州实际上是托派的据点之一，至今还有不少托派分子住在那里。这位老人四十年来（包括狱中期间）一直很健康，这一次却因为准备这次会议而病倒了。会议是以自由发言的形式进行的。中共的官僚首先声明，希望大家发言无禁区，但也不能指望都会发表出来。所以那些老托派分子非常踊跃，什么都敢讲。实际上，自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深夜在全国范模的大逮捕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托派分子自由、公开地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也是首次以成为托派以后的陈独秀为对象的会议。其背景是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内民主的讨论，与陈独秀后期思想的民主化思考联系起来。一九八九年以来，陈独秀著作集两次被编辑、多次被重版印刷。在《陈独秀研究动向》中，记载着中共干部关于海外托派参与工会、政治活动的见闻。据说某中共高层人物也发言道“托匪应该被看作是友党”。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三项议题：（一）陈独秀怎么成为托派的？（二）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陈独秀最终仍然是托派吗？

 

（一）陈独秀因为一九二七年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引责辞职后，深切反省自己的责任。此时，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中国学生带来的托洛茨基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等文献打动了他，使他确信正是斯大林、布哈林等人执行的第三国际误导了中国革命。陈独秀为此在一九二九年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书”，展示了他的新的革命论观点。但是，由于斯大林在国内、国际的体制已经形成，在斯大林支配下的中共只得把陈独秀开除出党。

 

（二）陈独秀在一九四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我的根本意见》中，明确反对没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论。这一方面归属于他自一九一五年以来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同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与托洛茨基相通。与此同时，陈独秀对列宁的党组织论（民主集中制）也有所批判。我认为，陈独秀在此不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拥护者、而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民主的倡导者在思考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唐宝林还评价道：这也超越了托洛茨基的民主主义。

 

（三）第四国际的文件等都表明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洛茨基派。这主要是因为在上海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分子的宣传所致。实际上，从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直接信件交往看，陈独秀比别的中国托派分子更接近托洛茨基。在去世之前的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陈独秀留下《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一文，明确表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反帝性格，被郑超麟断定为真正的托派。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与会的许多人也同意这一点。

 

    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中国”，实际上是指建立在反帝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国家。与我议论的人们，都不认为中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位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大胆地说：“至今为止的中国是一种农民式的、军队命令式的阶级分析、阶级支配的时代，以后必须在陈独秀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上建设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毛泽东开国、邓小平建国以来，陈独秀的后期思想的复兴，为新的人民中国探索社会民主提供了探照灯。

 

〔赵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