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到硅谷有個「國際科技大學」，其專職的校長只領取一美元的年薪時，我
並沒有在意。我們都很熟悉許多人士的令人羨慕的成就﹕他們在獲得經濟上的自由
之後轉身從政、佈道、做慈善事業或研究工作而不計較任何回報。有很多人都會想﹕
如果自己有足夠的條件，也會這樣生活的。
陳樹柏當然還有別的不同之處。例如﹐他是“南天王”陳濟棠的公子﹐三次獲得過
鄧小平的接見。不過﹐“陳樹柏”三個字之所以引起筆者特別的注意，是在此間(所
謂灣區)包括受北京和台北控制的十幾家中文媒介對他的一致稱讚。陳樹柏到底因為
什麼成為如此嚴重對立的中文媒介的“寵兒”?
從傳統意義上講﹐陳樹柏可稱為“學高身正”的師範夫子。我特別注意到他的西裝
已經有二十多年､皮鞋是十多年前去上海訪問時買的､褲子上還有他自己縫的補丁。
據他介紹﹕因為夫人有疾病，陳樹柏除了每天超過十二小時的教務之外，還得親自
料理家務，前不久自己也不得不住院做了腦部開刀的手術。
五年以來，在陳樹柏的創建與經營下，國際科技大學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University) 從無到有，現有一百三十多名學生。其中60%來自大陸、20%來自台灣、
另有10%是來自別處的各地華人﹐也就是說﹕這是一所在美國高科技中心開辦的華人
高級教育機構。在今年七月十七日的第五屆畢業典禮上，有三十八個學生完成學士､
碩士和博士學位，全部得以在美國就業。從ITU畢業、活躍在工業界的畢業生，現在
都積極報答母校的培育之恩，慷慨捐款，資助母校的進一步發展。
我理解陳樹柏的經歷，不過我更認為，陳樹柏至今為止的選擇沒有反悔的必要。這
樣的經歷，才是一個教育家的經歷。教育畢竟不同於經商，如果陳樹柏把自己的一
生浪費在公司業務上，我們至多不過多了一家上市公司而已。
經歷了這麼多的艱辛，陳樹柏感慨道:如果時光倒回三十年，他會選擇去開公司，成
功以後投資教育。但陳樹柏辦學，除了財務、招生等一般人可以想見的困難外，最
大的困難來自於既有的教育制度。他自豪的表示﹕學校的師資有來自名牌大學的博
士，也有十年以上教學經驗的教授，還有大公司中階層以上的管理人員。但卻在獲
得相關的認可方面舉步維艱。事實上，早在中國剛實行改革開放的一九八一年，獲
得鄧小平親自接見的陳樹柏就得到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持，計畫在深圳開辦一所
可與美國名校相比的實踐大學。可惜此計畫最終因為中國的“由國家統一管理”的
大學教育制度阻礙而中止。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連清華大學的副校長趙訪熊都抱怨“到底是黨委還是校長負責﹖”。代理過 Santa
Clara 大學(位于硅谷中心､是加州最早的大學)工學院院長的陳樹柏，當然更不可
能適應這個制度了。
陳樹柏提前退休､離開優越的大學職位，創建了ITU，為的就是打破現行的規章制度，
特別是為美、中(包括台、港)之間的教育交流做出貢獻。但連與美國教育系統相似
的台灣也難以授與這樣的學校相應的認可。ITU既然在美國開辦﹐必須首先獲得美國
方面的相應認可(如在大學之間轉校時的學分承認)，才容易得到大陸或台灣方面的
認可。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看陳樹柏辦學，已經超出了普通意義上的教育活動，而成
為廣義的政治活動了。這不得不令人想起民國初年的教育家蔡元培﹐必須周旋於當
時的政治環境中，以便為中國的未來教育提供可資參考的經驗與教訓。具有諷刺意
義的是﹕正是因為陳樹柏的教育家形象﹐為他帶來了教育界之外的聲譽。除了各媒
介的千篇一律的､與教育無關的吹捧外﹐陳樹柏也成為舊金山灣區的幾乎每一種政
治､社區活動的貴賓。在有地位的(包括他認或自任)海外華人中﹐有幾個人不想具
有下列殊榮﹕三次獲得鄧小平召見､新華社評選的十位著名海外華人之一､台北當
局的座上客､香港學術界的名譽教授､布什總統任命的學術委員會成員。作為教育
家的陳樹柏在政治形象上﹐遠遠超過轉身政治的其他著名華人如田長霖(原加州大學
柏克利分校校長)。
這些與教育沒有直接關係的社交活動﹐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或妨礙了陳樹柏辦學﹐只
有陳樹柏自己清楚。作為沒有政治家志嚮的教育家陳樹柏﹐他的悲哀在於﹕他必須
參加這些活動﹐在某些場合他甚至必須講一些政治家話語(如對“六四”事件認識的
微妙轉變)。
我們對陳樹柏的祝願與擔憂即在於此。陳樹柏二十年來的教育事業､特別是最近五
年的艱辛﹐已經為後人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歷。實際上﹐某些他感到制度上不合理
的地方，卻是政治上非常必要的規定，陳樹柏難免“書生意氣”，不能過分指責現
存制度。正如台北方面的教育部長所說﹕“陳教授﹐沒問題﹐我們都知道您。但是﹐
僅在灣區﹐就有十幾所叫大學或學院的中文機構﹐如果它們都來申請台灣的認可﹐
我該怎麼辦﹖”
另一方面，已經年逾七旬的陳樹柏除了身體力行，繼續推動新的中美合作教育計畫
外，更應該注重培養新一輩的、像自己一樣的教育家。例如﹐只領取一美元的年薪
的校長個人形象固然可敬﹐但對於ITU而言卻是制度上的缺陷﹐它至少阻止了可能的
優秀人才來接班﹐使ITU依附於 陳樹柏個人的聲譽和貢獻。 陳樹柏每年能夠在ITU畢
業典禮上邀請到重量級人物來講演﹐但這些人卻不一定適合教育､甚至令人啼笑皆
非(如美國前國防部長佩裡)。
陳樹柏一笑略過了關於對其它中國人(都來自台灣)在灣區開辦的大學機構的評議。
筆者注意到﹐在這些 business school 中﹐有兩所完全按照經濟原則開辦的大學比
ITU成功﹐其校長(也來自台灣)比 陳樹柏更熟悉中國的教育(政治)。對於希望拿到
I-20學生簽証的中國年輕人﹐“免TOFEL考試”､“授予美國大學的學士､碩士､甚
至博士學位”的吸引力﹐遠大於三千美元入學費的代價。這兩所大學的 official
language 都是中文﹐它們與許多新成立的中國大學掛鉤﹐在手續上方便學生的“輸
入”。而美國並不存在日本的文部省那樣的強有力機構來管理､整頓教育機構。在
這場商業性競爭中﹐保證畢業生“百分之百就業”的ITU對學生付出的代價昂貴﹐畢
業生們也很自願回報母校。
按照經濟原則開辦的學校﹐服從中美之間的國際經濟狀況的合理性﹐不在此論。教
育家陳樹柏辦學的啟示在於﹕首先﹐就陳樹柏個人而言﹐如果他留在 Santa Clara
大學､以校際交流等形式能否對中美教育交流作出更大貢獻﹖其次﹐普遍地講﹐由
(來自台灣的)中國人在美國辦學培養中國學生﹐是否有價值､有必要､有合理性﹖
(此文的商業性報道登載於1999年10月【灣區時報】第16期)
(趙京 ﹐一九九九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