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爾班在《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中把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定義為具有 普遍規律的､可以在相同條件下重複發生的事件﹔而歷史科學(即廣義的社會､人文 科學)則研究在歷史上只發生一次的事件﹐因為真正有意義的歷史只發生一次(如耶 穌､拿破倫)。幾乎在同一時代的同一普魯士﹐拉普拉斯發明了動力學原理並宣稱可 以推廣到人間社會﹕只要發現了“人類運動方程”﹐就可以由初始條件預測任何時 候的任何人類事件。

拉普拉斯的“機械唯物主義”被證明是過于樂觀。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以 海森堡的“不確定原理”為標誌的量子力學告訴我們﹕連數學﹐物理學這些嚴密自 然科學所研究的實際上也是具有不確定性的對象。然而､本身也不斷進步的數學(特 別是計算機科學)廣泛的被運用到社會生活(如經濟行為)使得政策性研究成為可能。 當然､政策研究具有不同于傳統意義的科學研究那樣的特征。

具有科學意義的近代政策研究可以認為是由馬基雅維裡開端的。馬基雅維 裡既曾“置身高山”參與圍繞意大利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統一)的政治過程﹐又被冷 落在“平原”得以獨立觀察君主､國家的權力行為﹐歸納其合理(或非合理)特性使 得他的論述具有超越現實要求的普遍價值。

這樣的實踐性與獨立性是政策研究的對立統一特征。當然､馬基雅維裡的 方法本身依舊無法擺脫傳統的“借古預今”的模式﹐從羅馬史去查尋人類歷史的共 同本性。在最發達的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佈思獨自組織結果為17卷報告的倫敦貧民 調查研究﹐促進了英國的貧民法案﹐成為維持並改進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福利政策 的先導。一般地講､在今天的屬於社會學研究範圍的社會政策研究､以及屬於經濟 學研究領域的經濟政策研究﹐在各個微觀部門(如醫療､教育､住宅等)都相當普遍 地運用科學原理與方法。特別是自從六十年代以來､在計算機技術的支援下﹐專門 處理人文､社會數據的方法論也相當發達﹐成為一門獨特的非嚴密科學。(不過､我 們在閱讀這一類文獻時﹐要注意許多沒有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研究人員濫用或誤用 計算機運算的結果。)

然而､正如默頓指出﹐社會科學很難越出“中範圍”的研究領域﹔特別是 在涉及政治行為的宏觀領域的人類生活﹐雖然經歷了世界戰爭､社會主義實踐﹐卻 沒有從馬基雅維裡那裡前進多少。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之後幾乎成為不毛之地無人 問津﹔所謂“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除了在美國之外﹐並不存在。而美 國的“政治科學”﹐或“政府學”﹐充滿ぴ從白宮“國家安全”顧問､中央情報局 “分析專家”到日本政治家､韓國財閥的､按照其政治地位獲得的學閥﹐阻礙ぴ把 政策行為作為科學來研究。還是克魯包特金說得深刻﹕近代自然科學或許可以產生 于象牙之塔﹐但對於社會的科學認識只能產生于民眾生活。

今天､科學技術的發展(例如最新的計算機通訊)以及社會知識的普及(例如 情報公開法案的逐漸實施)﹐使得立足于民眾生活的政策研究﹐包括宏觀的社會､政 治､經濟現象﹐成為可能。知識與信息不斷為民眾掌握﹐政策的制訂與改進就不再 可能為極少數人壟斷﹐政策研究的實踐意義與獨立價值也獲得了保障。

我們進一步確信﹕達成把政策研究確立為科學的有效手段就是比較。

作為科學的《比較政策評論》為此而生。

趙 京
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一九九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