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1997 Defense Guidelines

第九章美日防務合作指南

蘇聯解體了﹐華沙條約組織不存在了﹐世界範圍的冷戰結束了﹐軍縮的潮流也體現在別的大國﹕中國的百萬裁軍(八十年代)與五十萬裁軍計劃(1997年開始三年完成)﹐ 從1991年到94年﹐英國的軍事開支從240億降到228億英鎊﹑德國從525億降到472億馬克﹑法國從1945億降到1938億法郎(注1)。正苦於國家財政與國際收支雙赤字的美國也不得不大幅度削減國防預算﹐從1989年到94年﹐核武器的關聯預算削減了60%﹐ 美國最重視的戰略原子能潛水艇從39只減到19只。國防開支整體減少了27%﹐兵力從 213萬減到161萬﹐常規兵力從18個軍減到12個軍﹐戰鬥機從約1800架減到960架﹐軍艦從550只減到390只。當然﹐這主要是在歐洲進行的﹐但美軍在亞太地區駐留的兵力在此期間也從13萬5千人減到9萬8千人。

一﹑美日安保體制的“再定義”與克林頓-橋本共同宣言

世界上最大的軍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按照普通民眾的願望﹐也應該沒有存在必要了﹐但歐美的支配各國政府的統治階層有它們自己的邏輯(實際上是利益 )。經過1990年7月北約首腦會議(倫敦)﹑91年6月北約閣僚會議(北約總部布魯塞爾 )﹑94年1月北約首腦會議(布魯塞爾)等﹐確定了北約的新戰略﹕繼續存在﹑對應 “難以預見的多面與多元的危機”﹑維護歐洲的安定與勢力均衡﹑強化陸海空軍部隊的靈活與機動的快速反應能力。1995年12月﹐北約和平維持部隊(IFOR)進駐波黑尼亞﹔97年3月﹐以北約為中心的多國部隊根據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派遣到阿爾巴尼亞。北約更進一步向東擴張﹐把原華沙條約組織的成員國也紛紛納入網下。

五角大樓的新戰略也從對蘇作戰轉換為“能夠在世界上同時對應兩場大型地區性戰爭”﹐其中有一處(或者兩處)就在對美國“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的﹑冷戰結束後快速發展的亞太地區(注2)﹐而維持這一地區的安定與勢力均衡的機構就是美日同盟(注 3)。美日安保體制的“再定義”就是美國意圖依靠日本在亞太地區推行北約在歐洲的新戰略。安保“再定義”所強調的“不安定與不確定性”(注4)﹑“不透明﹑不確定性因素”(注5)威脅﹐為了對應此類威脅的靈活與機動的快速“前方展開力量”的增強(注6)﹑與具有“適當防衛能力”的自衛隊的“聯合行動”(注7)﹐都是北約新戰略的翻版(注8)。

冷戰結束後﹐只有日本的軍事開支不斷增大﹐從1989年的392百億日元﹑91年的439百億日元到94年的468百億日元。1960年安保條約修訂時﹐日本的國防預算是4.4億美元﹑不及美國的國防預算460億美元的1%﹐日本的國民總產值也僅是美國的9%﹐即使稱其為“同盟”也沒有多大的直接軍事意義。但到1995年時﹐日本的國防預算已經達到美國國防預算2602億美元的近20%﹑國民總產值更達到美國的71%(注9)﹐都達到世界第二的指標﹐已經具有“同盟”所需的實力的意義。

安保條約第五條規定美日同盟共同防衛的範圍是“日本國的施政權所屬範圍”﹐在第六條中除了“日本的安全”外還提到“維持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但是﹐無論是越南戰爭還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都超越﹑違背了這個基礎原則。海灣戰爭中﹐ 以橫須賀為司令部和母港的第七艦隊的航空母艦發揮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美國公佈的《美日安全報告書》對此大為讚賞﹕“在‘沙漠之盾’與‘沙漠風暴’作戰中﹐ 中途島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價值表現的非常突出﹕沒有損失一個士兵﹑一架飛機﹐比別的航空母艦發動更多的進攻”(注10)。對於駐日美軍從日本基地出擊到伊拉克展開戰鬥﹐日本政府只好狡辯說﹕“那不是直接從日本基地出擊﹐而是中途接到命令才到中東去作戰的”。但是﹐1996年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直接了當地宣佈美日同盟的範圍是亞太地區﹐美日兩國政府也沒有顧忌地“忘記”它們自己簽署的條約。1998年初﹐美國國防部長科恩親自趕到橫須賀慰問第七艦隊﹐激勵士兵們狠狠地教訓伊拉克。隨後﹐美國在6月30日對伊拉克雷達基地﹑8月20日對蘇旦﹑阿富汗醫療設施的導彈空爆﹐都投入了在三澤基地的F16戰鬥機和在橫須賀基地的巡洋艦。

這樣的行為﹐不僅只是擴大了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安保體制的範圍﹐同時涉及到日本憲法明確禁止的所謂“集團自衛權”的行使。所謂“集團自衛權”﹐實質上就是指不僅自衛單獨的自己國家﹐也可以“自衛”同盟集團的成員國﹑即派兵到別的國家去參加戰鬥。到八十年代為止﹐日本政府的“統一見解”是﹕“基于憲法第九條的自衛權的行使﹐應該限于防衛我國的最小限度範圍內﹐而集團自衛權的行使﹐ 不是所能允許的範圍”(注11)。安保的“再定義”意味著什麼呢﹖日本經濟同友會 1997年4月8日的《安全保障問題調查會報告書》建議轉換至今為止的被動型外交政策為對“世界秩序”的主動創造型外交﹐為此﹐必須改變“連受到攻擊的同盟國也不能防衛”的禁止集團自衛權的政府方針(注12)。新進黨黨首小澤對於“集團自衛權” 明確表態﹕“盡管日本在什麼樣的場合如何具體地運用值得研究﹐在理論上講是可行的”。

美國方面提出了具體場合的例子。原國防部長助理(負責國際安全問題)針對即將公佈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發言到﹕“萬一美國捲入台灣海峽的戰鬥﹐當然希望日本提供醫療﹑物資供給等方面的援助。美國不會要求日本直接參戰﹐但至少會要求利用自衛隊基地供給物資”﹐“冷戰時代﹐美日同盟基本上是‘政治同盟’﹐美日安保體制沒有受到考驗。今後必須變成‘安保同盟’”﹐“美國國會認為當美國在遠東面臨困難局面時日本必須支援。如果萬一發生了這樣的情景而日本無動于衷的話﹐美日之間出現了裂痕﹐這是最令人憂慮的危機。現在的中台問題就是美日同盟的一種分岐點。亞洲依然是危險地區﹐今天﹐美日兩國比任何別的時候都需要互助” (注13)。美國當然有權說“亞洲依然是危險地區”﹐因為它本身的政策就決定¨亞洲的安危。

日本政府明白﹕對於“集團自衛權”的解釋不能再歪曲下去了。為此﹐日本政府的第一個步驟是在“現行體制框架內”加訂新的法律。這就是美日兩國政府在共同宣言的前兩天公佈的「美日物品與服務相互提供協定」(注14)。這個協定第一條第2項規定﹕“本協定的目的在於設定關於美軍與自衛隊之間在共同訓練﹑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或國際人道救援活動時互相提供必要的後方支援﹑物品與服務的基本條件”﹐ 日本政府聲稱不是為了準備發生戰鬥時的“緊急體制”。但我們從第二條第2項﹕ “ 基于本協定進行的後方支援﹑物品與服務﹐可區分為下列各類﹕食品﹑水﹑住宿﹑ 運輸(包括空運)﹑燃料油脂潤滑油﹑被服﹑通訊﹑衛生﹑基地支援﹑保管﹑設施利用﹑訓練﹑設備零件﹑修理修整﹑機場港口業務”以及附表所示的各類區分的後方支援﹑物品與服務內容﹐很容易看出這是一個起始框架﹐很容易轉變成為了配合美軍展開直接戰鬥行為所設定的日本的後方支援義務的下一步體制。沒有這樣的目的﹐ 這個協定也就沒有必要了。

在新的美日防務指南公佈前的兩個月﹐按照“先制造既成事實再變成法律”的﹑實現自衛隊海外派兵的PKO（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法的同樣擴張手法，日本為新的美日安保體制進行了一次預演。日本剛修改過的自衛隊法第100條允許自衛隊以“援救國人”的名義派到海外(注15)﹐1997年7月12日﹐在橋本首相的指令下，三架自衛隊 C130運輸機被派往泰國﹑去待命準備“援救”在柬埔寨的日本人。這是自衛隊軍機首次以“援救國人”的名義被派到海外(注16)。為什麼要在柬埔寨狀況已經安定下來的時候強行派遣？內閣官房長官聲稱這是“為最壞情形作好準備”而沒有任何解釋。外務省就七月九日將運輸機緊急由愛知小牧基地調往沖繩那霸基地一事表示：“目前沒有必要使用自衛隊飛機。那可能是首相的一種姿態吧！”

橋本的“姿勢”超出了人們所警惕的預料。況且，把自衛隊軍機派到當事國（柬埔塞）以外的地方（泰國），本身就沒有任何法律條文可作根據。倒是防衛廳官僚於七月九日調動C130運輸機時就透露了日本政府機構強行派遣的背景：“將以此事作為「緊急事件立法準備」的契機”﹐配合即將到來的「日美防務合作指南」的修改。

二﹑美日防務合作指南與緊急立法體制

1. 防務指南的含義與背景

1997年9月23日，美國國務卿、國防部長與日本外相、防衛廳長官共同在紐約公布了修訂1978年以來的新美日防務合作指南，日本、美國﹑中國、以及南北朝鮮、台灣等的反應內容與程度不同(注17)。對於美國而言，這個指南只不過是其外交防務政策中的一個環節，基本上只是五角大樓的事務。美國社會對此事甚少報道與評述，只有Chalmers Johnson(注18)積極活動，顯示出不同於五角大樓的見識。

Johnson指出：雖然新指南充斥著官僚術語並力圖隱瞞盡可能暴露的實質，這個指南唯一的、明確的目標是中國。五角大樓（以及其背後的龐大軍事工業產業）推銷這個剌激東亞區域軍備競爭的計劃的簡單動機就是出售洲際導彈防衛（BMD）與更昂貴但已經不用且未經測試的戰區導彈防衛（TMD）系統給日本，正如關於美日防務的外交關係研究會Bue Stokes與James Shinn所提議的那樣(注19)。當然，在要求美國不要涉入“中國內戰”（台灣海峽）、不要謀求軍事摧毀北朝鮮、不要繼續駐軍沖繩的言論中，與別的美國學者、政府官員一樣，Johnson更多地是出於現實的考量﹐ 擔心日本的憲法會阻止日本協助美國的軍事行為：日本畢竟不可能提供美國所要求的“軍事同盟”合作﹑共同在日本以外的國家作戰﹐如此﹐駐扎在東亞的十萬美軍實際上沒有可能在東亞展開戰鬥(注20)。

里根當政時曾大肆宣揚的“星球大戰計劃”(SDI)雖然從政治上達到了瓦解蘇聯的目的﹐但這個花費三百億美元的擴軍計劃本身卻徹底失敗(注21)。1991年美國及盟軍對伊拉克戰爭時﹐美軍曾宣稱用“愛國者”型導彈擊落了伊拉克發射的小型導彈的96%﹐實際上並非如此(注22)。此後﹐美國從1991年開始TMD這個“最優先國防戰略項目”(1998年國防白皮書)﹐並要求日本參加共同開發。TMD計劃靠偵察衛星傳遞情報﹑由地對空或海上艦艇發射導彈擊落包括洲際多彈頭導彈在內的導彈。這樣的系統要花費多少不得而知﹐據《朝日新聞》1998年9月5日報道﹕“僅僅是把日本現有的四只可搭乘PAC3型導彈的Aegis驅逐艦(注23)改造成可搭乘SM3型導彈的驅逐艦﹐ 就需要13千億日元。當然﹐現在在日本海展開的四只Aegis艦不足以防衛日本。要防衛日本﹐起碼要8只Aegis艦”(注24)。很顯然﹐美國沒有經濟實力單獨從事這項開發。

1993年﹐當美國利用朝鮮北方的彈道導彈試驗開始向日本要求參與(和購買)時﹐每日新聞1993年10月7日評論到﹕“TMD的根本目的是救濟冷戰後的美國軍工產業﹕(1)輸出SDI開發積蓄起來的技術﹑(2)以共同開發的名義引進日本的民間相關技術﹑(3)確保開發費用與最大購買主顧”。但是﹐當美國要求把TMD計劃列入1996年4月的克林頓-橋本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以及1997年9月的美日防務合作指南里時﹐自從1990年 “泡沫經濟”破滅以來一直沒有復蘇的日本經濟使日本政府不敢明確接受美國的要求。美國當然不會因為日本暫時沒有同意加入就放棄了這個念頭﹐1998年9月﹐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了包括TMD系統的2兆美元規模的《1999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令中國政府不得不“表達關注”﹐因為除了可能參入的日本﹐台灣也不請自來﹑積極主動要求出資參入。

除了美國的軍工產業﹐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軍事消費大國的日本的軍工產業的推動也已經不可忽視。例如﹐日本的航空機械產業只有10%的民用需要﹐其余的90%來自自衛隊的需要。自從八十年代以來﹐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等的主力產品之一就是為自衛隊生產發動機﹑船舶﹑導彈﹑火箭﹑坦克等﹐NEC﹑東芝﹑SONY﹑ 三菱電工﹑富士通等以半導體為首的電子產業的主要顧客就是美國國防部。對於美國來說﹐沒有日本的產品﹐海灣戰爭就無法進行(注25)。在日本﹐人們只知道銀行﹑ 大型建築公司的腐敗﹐1998年9月﹐包括防衛設施廳長官﹑NEC部長在內的政府官僚和大企業負責人因為受賄遭到逮捕或者被迫自殺﹐說明日本的軍工產業與日本政府的腐敗構造已經無法隱瞞了(注26)。

1998年8月31日﹐朝鮮北方發射了衛星(或者是大型火箭)﹐引發了美日兩國政府積極策動停滯不前的TMD共同開發計劃。朝鮮北方的衛星發射以後﹐自民黨等國會議員紛紛發言建議日本要有所作為﹐立即接到NEC關於偵察衛星的電話和資料(注27)。1998年 9月20日在紐約舉行的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即雙方的外交﹑國防大臣也出席的 “二加二”合同委員會會議)後共同發表的聲明中聲稱﹕朝鮮北方的行為是重大威脅﹑ 雙方將推進TMD的共同技術研究﹑日本方面確認盡早成立實施防務指南的緊急立法。本來﹐日本的關於“武器輸出三原則”(注28)禁止輸出兵器以及附屬品﹐1969年國會也決議禁止對於宇宙開發的軍事利用。利用偵察衛星在大氣層外迎擊導彈的TMD﹐ 不僅完全突破“武器輸出三原則”與“和平利用宇宙”的國會決議為日本的軍工產業開路(注29)﹐而且也會進一步加劇國際範圍的軍事競賽。

新的防務指南實際上意味著日本防務政策的轉變﹐日本統治階層不僅只滿足於以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而且要向軍事大國轉變的指南，這當然引起了日本自從「安保條約」以來最大的國內論爭與反抗運動。日本政府與主流媒介避開此指南的整體性質，就其“周圍有事”的概念是否包括台灣爭議不休、誤導輿論。實質上，如果此指南不包括台灣，整個指南修訂以及美日安保條約本身在蘇聯解體之後都失去了存在意義。所以，日本政府狡猾地說：此指南不包括中國，但從不講“不包括台灣”。當中國政府的媒介報道“橋本首相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時，日本政府立即聲明：日本只是認知、尊重北京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而已﹐至於台灣的歸屬，日本在戰敗後宣布放棄對台灣的領有權，無資格論斷（註30）。

曾任外務省中國課長、現任明治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的淺井基文是反抗新指南的著名論客，在他的不少論述中，淺井都一針見血地指出：自從1996年4月克林頓、橋本的「美日共同宣言」以來的安保條約指南的修訂，就是把專限於防衛日本的條約變質為攻擊性的軍事同盟(注31)。本來，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應該遵守“憲法→ 條約→指南（具體操作手冊）”的民主程序，但華盛頓與東京當局借口1993年至1994年北朝鮮的“核武器開發嫌疑”，趁日本或美國一般民眾不明真實之際拋出這個共同政治宣言，以“宣言→指南→條約→憲法”的手法逐步實現美日軍事同盟的世界性擴張。一個能夠“防衛”其過去殖民地朝鮮北方與台灣的日本，還有什麼地域不可以派遣其自衛隊呢？

這個踐踏日本民主主義的指南運用到朝鮮半島(注32)﹐是如下展開的：首先，美軍從朝鮮南方攻擊北方的“核武器設施”，這當然會遭到北方的反抗，北方可能會直接攻擊南方和日本海沿岸（日本的原子能發電所幾乎集中在那裡）。其次，美軍被迫擴張成大規模的海陸空全面作戰，這就必須首先封鎖日本海沿岸並徵用日本的主要民用機場、港口、道路﹐自衛隊也得為第七艦隊進行後方支援。既然自衛隊為了 RKO（聯合國和平維持部隊）“人道救助”的藉口已經派出到柬埔寨、扎伊爾，日本政府也可以凍結或去掉PKO運用時的“五原則”，派遣到朝鮮南方去“保護國民”。

日本政府在1994年對於這樣的展開缺乏信心和準備，雖然當時的總理羽田與另外的自民黨長老透露出日本政府在著手研究如何管制在日本的幾十萬朝鮮人的生活。正是因為日本還沒有作好準備，美國不得不放棄用軍事手段支解北朝鮮的念頭。1996年的克林頓-橋本共同宣言和此後開始修訂的防務指南﹐都主要針對朝鮮北方展開。日本當然明白：比起北朝鮮這個“騷擾的蚊子”，中國則是一頭巨象。這個指南剛開始修訂時，日本的政府官員與自民黨議員都迴避討論美國的關於台灣的提案﹐引起美國政府和部分學者的強烈不滿(注33)。日本政府還沒有膽量把上述關於北朝鮮的假設適用於中國，外務省官員稱之為“不能設想的惡夢”。

但是﹐在這一期間裡發生了所謂“台灣海峽危機”﹐為美日兩國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機會。日本媒介大量報道“中國對民主主義的武力威脅”﹐美國派出兩叟航空母艦到台灣海峽與進行軍事演習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峙﹐美國國防部長佩裡警告到﹕ “雖然中國是這一地區的強權﹐但要知道還有一個更強大的力量也在此地區”。日本政府馬上改變了態度，積極主動地參與修訂協議，因為它意識到：為了在二十一世紀前期為止保持美日主導（而不是美中基軸）的亞洲太平洋秩序，日本必須保有面對這個“惡夢”的能力。這是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化的一個明確無誤的契機。

2. 緊急立法體制

1998年新年開始，橋本政權加快腳步開始制訂“緊急”（戰爭）立法以實施《日美防務合作指南》規定的日美共同軍事行動(注34)。緊急立法的目的，就是以法律的強制形式，在發生實際戰鬥的情形下，大幅度限制國民的基本人權，抑制民用道路交通等等，服從美軍與自衛隊作戰的需要。1997年6月發表的1978年指南修訂中間報告中，明確記載當美軍在“日本周圍”（即日本領土以外）展開戰爭時，日本應該如何支援；其中包括“活用”地方公共團體與民間機構的權能與資源等四十個項目：民用機場、港口的確保，武器、彈藥、燃料等的輸送、供給，美軍艦艇與戰鬥機的修理、整備，美軍傷員的醫療、情報提供、掃雷艇後方支援，等等。

新的防務指南公佈之後﹐1997年10月以來，日本的內閣安全保障室、外務省、防衛廳、運輸省、厚生省、自治省、通產省、大藏省、警察廳等十七個政府機構的相關省廳聯席會議開始著手實際業務。據《朝日新聞》1998年1月9日報道，橋本政權打算繞過國會承認，在“周圍事態”發生時直接以安全保障會議與內閣決議的形式實施對美軍的戰爭支援。目前的自衛隊法規定自衛隊必須經過國會承認才能出動（自衛或治安），這是“文民統治軍隊”的基本原則。但是，現在橋本當局準備由內閣就可以決定捲入戰爭﹐據說是因為“周圍事態發生時支援美軍並不直接影響國民的權利與義務，所以不需要國會承認”﹐而且﹐橋本政權所用的“周圍事態”一詞又不是一個明確的地理概念。這使人不得不回想起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注35)。

比起安保條約和附屬的地位協定﹐緊急立法更直接地從法律了規定日本如何確立戰爭體制﹐特別是在當前的預想中﹐明顯是以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這兩處日本過去的殖民地為對象展開攻擊性的戰爭。雖然﹐就壓制民眾的性質上看﹐東亞地區的這三個國家強權互為因果﹐所以在一處發生的倒退一定會波及另兩方。但是﹐以中國政府鎮壓民主運動的歷史性倒退開端的在東亞地區的冷戰結束過程已經為複雜的國際政治帶來了遠遠超出中國政府也不願看到的歷史性反動。在中國的民眾還沒有爭取到民主與人權之前﹐反對新的防務指南的主力被迫由中國政府承受﹐中國政府現在又站到與亞洲民眾相同的立場上來了。

當然﹐正是因為中國的民主不能自主﹑而美國的民眾又沒有切身的需要有效地反對這個防務指南﹐主要的任務實際上落在反對緊急立法的日本民眾與團體組織﹐其中直接受害的地方政府的對應顯得尤為重要。

1997年12月18日﹐秋田縣男鹿市議會全體一致決議﹐向日本政府內閣總理大臣橋本龍太郎和防衛廳長官久間章生發出「就基于《日美防務合作指南》制訂緊急立法體制的反對意見書」﹐是日本第一個直接反對緊急立法的地方議會。「意見書」明確指出﹕

“這個新的指南製造出與日本的防衛根本不相關的﹑使日本自動參入由美國發動的軍事干涉與戰爭的狀態。它強制要求地方政府與國民總動員起來支援美國﹐包括美軍對民間的港口﹑鐵道﹑運輸﹑機場等的軍事利用以及強制征用土地等。

為了製造緊急立法體制﹐日本政府正在準備制訂指南關聯法案提交明年的國會審議﹐ 這是對日本國憲法規定的和平﹑民主﹑地方自治與基本人權原則的踐踏。今年11月﹐ 日美基于指南在秋田縣的天空與秋田灣的海域強行進行共同訓練﹐就給縣民帶來莫大的不安感。

我們秋田縣的縣議會與所有的市町村議會都通過了《非核與和平宣言》。本議會作為“非核與和平宣言自治體”﹐要求不要改惡﹑不要制訂踐踏日本國憲法的﹑基于把日本捲入美國的戰爭的新《日美防務指南》的關聯法與緊急立法。”(注36)

1998年4月27日﹐涉外關係主要都道府縣知事聯絡協議會的會長(神柰川縣知事)岡崎洋﹑副會長(青森縣知事)木村守男﹑(長崎縣知事)金子原二郎﹑(衝繩縣知事)大田昌秀以及北海道知事堀達也﹑茨城縣知事橋本昌﹑琦玉縣知事土屋義彥﹑千葉縣知事沼田武﹑東京都知事青島幸男﹑山梨縣知事天野建﹑靜岡縣知事石川嘉延﹑廣島縣知事藤井雄山﹑山口縣知事二井關成﹑福岡縣知事麻生渡就新《日美防務合作指南》法制化向日本政府提交「緊急要求」﹐指出﹕“根據為此目的的「法制化要領」﹐正在考慮就後方地域支援等制訂向地方公共團體要求協助的規定。這樣的規定﹐ 無論內容如何﹐都可能對住民生活與地方經濟活動等產生不少影響。為此﹐要求政府在制訂時理解基地所在地方政府的實情﹑儘量提供適當的情報﹑並充分尊重上述所示基地所在地方政府的意願。”(注37)

1998年10月20日﹐日本全國基地協議會會長(橫須賀市長)澤田秀男﹑防衛設施週圍建設全國協議會會長(𥉐松市長)栗原勝也聯名就日本政府在制訂「關於週圍事態時為確保我國和平與安全的措施的法律」等時向內閣總理大臣橋本龍太郎﹑外務大臣小淵惠三﹑自治大臣上杉光弘﹑防衛廳長官久間章生發出「尊重地方公共團體意願的緊急要求」﹕“根據最近的報道﹐政府正在準備制訂「關於週圍事態時為確保我國和平與安全的措施的法律(草案)」(週圍事態安全確保法案)等﹐特別是﹐據說此週圍事態安全確保法案中也有向地方公共團體要求協助的規定。這種規定將對相關地方公共團體產生很大影響﹐我們對於片面地規定地方公共團體功能的這種規定不得不表示擔懮。對於基地所在的地方公共團體﹐政府提供的確切的情報必不可少。在此﹐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準確地理解基這些地方公共團體的實情﹑準確提供關於週圍事態安全確保法案的具體情報﹐希望政府在制訂這些法案時事前充分聽取並尊重地方公共團體的意願。”(注38)

日本的地方政府(除了衝繩以外)的這一次超黨派地就中央政府管轄的外交事務發表反對意見﹐具有重大意義。一般地講﹐地方政府多專注於經濟發展等事務﹑不願介入外交事務﹐免得在向中央政府爭取地方利益時遭到歧視。這一次地方政府的態度﹐ 一方面表明緊急立法已經直接威脅到地方自治等民主精神﹐同時也表明日本的民主主義在基層已經紮根﹐直接地由民眾選出的較能反映民眾意願的﹑沒有直接受到美國壓力影響的地方政府不會簡單地被國家的權力機構所支配。

當然﹐既然日本仍然是一個民主國家﹐從程序上看﹐在野黨在國會級別的反抗具有更有效的法制意義。

三﹑日本共產黨的政策方向轉換

在日本的國家權力(國會)級別﹐日本共產黨在國會成為唯一在野黨並因為吸收了社會黨等變質政黨的原有支持者略有增加。鑒于日本的國際地位﹐不僅日本民眾﹐就連別的亞洲民眾也對日本共產黨寄予期待。但是﹐經過戰後五十多年的變遷(包括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干涉)﹐日本共產黨已經“成熟”為日本資本主義體制內的政黨﹐ 在這個以選票為權力基礎的制度下﹐與其從正面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化，日本共產黨更熱心於反對把日本的軍隊從屬於美國的世界戰略，而忽視日本資本主義統治階層本身在推進日本的軍國主義化方面的危險。這從日本共產黨對釣魚島﹑德島﹑“北方領土”等問題的政策上表露無遺。更為重要的是﹐在今天的全日本政治勢力聯手倒退的壓力下，日本共產黨更顯現出徹底的民族主義狹隘特徵。

例如﹐1997年1月10-11日的《朝日新聞》登載了日本共產黨書記局長志位與自民黨幹事長加藤的“廣泛對話”(注39)。其中主要談到所謂“民主規範”與安保體制問題。首先﹐志位向加籐保證：“共產黨從來沒有甘居于抵抗政黨的意思。我們前不久剛出版的《新日本經濟的建議》就主張改善現在的無節制的資本主義方式、制訂出歐美那樣的民主規範制約經濟活動。這樣就可以同時提高國民生活又發展經濟”﹐ “如果將來自民黨認為國民負擔率在45%與50%之間的話，我們也可以認同45%”。

第二﹐關於安保條約與自衛隊問題﹐志位把廢除安保條約與解散自衛隊分離考慮﹕ “我們主張在廢除安保條約後不立即解散自衛隊，而是等待國民總意成熟再逐漸解散”。這是承認自衛隊的第一步﹐後面加上“國民總意”的說法，與其過去的“民主聯合政權構想”的“在國民總意的基礎上向社會主義前進”提法同出一轍。如同它過去用法種提法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埋沒于現實政治一樣，日共已經開始部分地承認“違憲”的自衛隊了。其實，日共已經承認了“民族固有的自衛權”，作為這一理論的歸結，承認“自衛軍隊”並不離奇。志位本人就理解憲法雖然不允許“恆久的常備軍”但允許“非恆久的軍隊”，那麼，廢除安保條約後，日本很有可能成為軍事大國後從與美國的軍事同盟中“自立”出來，日共會“暫時性地”承認自衛隊的存在。連加藤(自民黨的保守主流派)都結論到：“這是共產黨的最引人注目的、安保廢除之後仍然可以保持武力的發言。這不是最危險的自主防衛論嗎？再進一步就是軍國主義了”。

日本共產黨在倒退的方向上越滑越遠﹐1998年8月25日﹐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刊登委員長不破的文章﹐開始呼籲把安保條約“保留”或“凍結”起來不予爭論﹑ 在此基礎上建立聯合政權。按照不破的論調﹐因為只有3成的人贊成廢除安保條約﹐ “連衝繩的強奸事件時反對的人也只達到4成”﹐所以不可能建立廢除安保條約的聯合政府。所謂“保留”安保條約﹐條約本身並沒有失效﹐日本共產黨最多只能做到 “不改惡”下去﹐也就是說﹕日本共產黨要步社會黨的後塵﹐以僅有的一點席位(民意基礎)為了取得大臣的位子不惜交換原則﹑路線。不破自稱暫定政權是為了“日本國民今天的利益”的根本問題。當然﹐在今天的日本政治結構中﹐日本共產黨並沒有談論“聯合政府”的本錢﹐就連日本共產黨最想貼近的民主黨(其大多數議員來自社會黨)﹐也因為日本共產黨並沒有最終放棄“社會主義”而無法共同執政﹐可見日本的資產階級政黨裡最沒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勢力也很講原則(注40)。更進一步看﹕日本共產黨如此重大的政策方向性轉換﹐卻沒有以中央委員會或常任幹部會的形式﹐ 以委員長個人的談話方式發表﹐不能不說是制度上的缺陷(注41)。

附帶提一句﹕日本共產黨在天安門事件九週年之際與中國共產黨“恢復”“友好” 關係(注42)。從北京方面來看﹐在今天的日本政治結構裡﹐只有日本共產黨反對美國對日本的軍事利用﹐乃是唯一的“同盟”﹔從日本共產黨來看﹐它想從外交方面填補了過去想作而作不到的社會黨的角色﹐依靠中國共產黨在日本政治權力競爭中獲取一個重大籌碼。這樣的互相利用﹐客觀上有利於組織日本的進一步軍國主義化﹐ 但因為日本共產黨自身的微小比重﹐不會在中共與美日同盟的互動關係中發揮多大值得重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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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引自山田明人「日美首腦會談與“安保再定義”﹕美日同盟向更對等關係的進化」《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第22號﹐1996年夏季﹐東京﹕全國社會科學研究社。此文章可從萬維網 http://www.bekkoame.or.jp/~swp/jprm2201.htm 上閱讀。

注2﹕1997年下半年以來的“亞洲危機”為這一地區的發展帶來陰影﹐但並沒有否定繼續發展的可能(主要是中國的持續經濟增長)。

注3﹕美國在亞太地區無法組成北約那樣的多國軍事同盟(因為許多國家不願與日本結盟)﹐只能與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韓國等締結程度不同的兩國同盟(與蔣介石政權﹑南越政權的同盟早已瓦解)﹐但只有與日本的同盟具有超越局部區域的戰略意義。

注4﹕附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注5﹕附錄﹕1995年11月「國防計劃大綱」。

注6﹕美日安全保障合同委員會「防務指南修訂的中間報告」﹐1997年6月。

注7﹕附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注8﹕參見淺井基文為《知惠藏-1998朝日現代用語》「外交」項目撰寫的條文﹐朝日新聞社﹐1998年。

注9﹕引自山田明人(見注1)。

注10﹕美國目前的海軍編製為﹕第二艦隊(大西洋)﹑第三艦隊(太平洋)﹑第六艦隊 (地中海)和第七艦隊(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1973年以來﹐中途島號航空母艦就以橫須賀為母港﹐91年以來﹐獨立號航空母艦也以此為母港。98年8月11日開始﹐排水量81123噸﹑載員5480人的基得霍克號航空母艦進入橫須賀代替獨立號航空母艦。參見新時代社發行《橋樑》週刊1998年8月10日第1546/7號社論「反對橫須賀成為航空母艦的母港」。

注11﹕1981年6月2日在眾議院本會的答辯。

注12﹕引自朝日新聞1997年4月9日。

注13﹕引自日本經濟新聞1996年3月15日。

注14﹕附錄「美日物品與服務相互提供協定」。

注15﹕當此法強行通過時，就暴露出派遣決定過程中的隨意性。這一切都是為了服務於派兵海外的目的。

注16﹕參見香港《十月評論》1997年第5/6期上筆者的譯文﹕反對派自衛隊軍機出國的市民們1997年7月12日致橋本首相公開信「停止派軍機赴泰國！」﹐譯自《橋樑》周刊97年7月21日第1494號﹐東京﹕新時代社。

注17﹕以下內容基本上引自筆者「從1989年6月4日到1997年9月23日﹕評新的美日防務指南」香港《十月評論》1998年第1期。美國《世界日報》1997年12月27日和《中國與世界》1998年6月號也曾登載同文﹐但加入一些改動。

注18﹕Johnson能夠具備較為客觀、長遠的眼光，並不是出於道義，而是因為他是美國學術界熟悉日本政治的少數學者中僅有的同時研究中國政治的權威。一般研究日本政治的學者都不能具備“研究日本必須同時研究中國與美國”這個基本要求。Johnson退休以後，利用其學識與影響，組織起日本政策研究所，以民間的形式從事“公共教育”(Johnson給筆者的電子信函)，以圖對美國社會與政府的對日認識與政策施以影響，成為修正對日認識與政策(revisionism, 日本媒介稱其為“叩擊日本”)的頭面人物。

注19﹕不要忘記﹕與此同時，北京與台北當局都在謀求更高級別的美國軍備。

注20﹕Chalmers Johnson,「修訂的舊軍事同盟危害著亞洲的安定——當中國忙於商務時，美日正忙於戰爭準備」,September 25, 1997, JAPAN TIMES, Tokyo。「誰是美日防務條約的目標」, Los Angeles Times 與讀賣新聞, September 11, 1997。

注21﹕例如﹐1984年6月為了證明SDI開發研究的成果所展示的ICBM導彈迎擊試驗﹐ 十年後由當時的四名官員證明是一場“科學欺詐”。以下的內容引自高島義一﹕ 「為美日軍工產業服務的戰區導彈防衛(TMD)系統」﹐《橋樑》週刊1998年9月21日第1551號﹐東京﹕新時代社。

注22﹕美國會計檢察總署對參議院活動委員會的報告卻證明﹕只有9%的彈頭被擊落爆破﹐有16%的彈頭受到迎擊卻沒有爆破﹐反而帶來更多傷亡。

注23﹕排水量7200噸﹑造價1359億日元的Aegis本來主要是為了保護航空母艦的驅逐艦﹐連日本人也不知道本身沒有航空母艦的日本為什么(被迫)賣下四叟Aegis艦。現在﹐日本只好將錯就錯﹐把其改建為“保護日本”的TMD系統。

注24﹕1995年以後﹐日本的航空自衛隊已經裝備上“愛國者”型以及新開發的PAC2型導彈。但是﹐日本要建立的TMD系統必須遠比美國高級﹑昂貴。美國所要對付的蘇聯或中國的導彈飛到美國本土需要二十多分鐘﹐日本所要“防備”的朝鮮北方(或中國 )的導彈飛到日本只需要七﹑八分鐘。

注25﹕美國商業部《我國海軍兵器的國內外產業訂購狀況》報告﹐1993年。

注26﹕防衛設施廳官房長官(辦公室主任)竟然燒燬資料﹐隱瞞罪證。日本參議院1998年 10月由在野黨做出決議﹐第一次由國會對大臣(防衛廳長官)的職責進行譴責﹐要求其辭職。這個事件的時間很巧﹐多少阻止了日本政府和自民黨議員中趁朝鮮北方發射衛星(或火箭)而要求日本自己製造偵察衛星的舉動。

注27﹕據《赤旗》1998年9月9日報導。

注28﹕三木首相1976年2月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答辯﹕一﹑不向“共產圈”﹑處於戰爭狀態的當事國等地區輸出武器﹐二﹑對其它地區也儘量不輸出武器﹐三﹑對製造武器的設備也相當於武器處理。

注29﹕朝日新聞1998 年8月24日報道﹕“美日安全保障產業論壇”1997年末向美日兩國政府建議﹐允許日本輸出由兩國共同開發的裝備品到美國。

注30﹕在1952年「日華條約」與1972年「中日友好條約」的條文中，日本都非常注重關於處理戰爭賠償的遣詞用句﹐被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姬鵬飛怒斥其為“法匪”。不過，1993年上台的細川在中國的演講中提及中國的“反體制活動家”，被中國外交部女職員惡意翻譯播放，日本政府卻沒有反應。

注31﹕例如﹐參見筆者為淺井《大國日本的選擇》所寫的述評﹐《中國與世界》1998年 8月號。

注32﹕自民黨幹事長加籐趕到北京解釋﹐說“90%的日本人都認為防務指南是針對北朝鮮的”。這激怒了朝鮮北方﹐引起美國的不快。

注33﹕因為自民黨的許多議員都在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渡過金﹐時任所長的傅高義 (具說其一直想到東京或北京當大使)出面到日本游說。

注34﹕參見趙京譯﹕「新防務指南與戰爭立法體制的危害性」﹐日本《橋梁》周刊 1998年1月19日第1518號﹐香港﹕《十月評論》1998年第2期。

注35﹕在天皇制下﹐軍部發動了沒有宣戰布告的“事變”（侵略戰爭）、帝國政府只能“追認”，直到擴展成全民總動員的全面戰爭。與今天的情況何其相似。

注36﹕參見附錄「就基于《日美防務合作指南》制訂緊急立法體制的反對意見書」﹐ 從對於防務指南的認識和文字的表述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動議出自日本共產黨議員。

注37﹕參見附錄「就新《日美防務合作指南》法制化向日本政府的緊急要求」。

注38﹕參見附錄「就日本政府在制訂“關於週圍事態時為確保我國和平與安全的措施的法律”等時尊重地方公共團體意願的緊急要求」。

注39﹕山田明人「從加藤、志位對話看日共向自民黨接近」﹐日本《海燕》週報1997年 1月19日第614號。此文章可從萬維網 http://www.bekkoame.or.jp/~swp/Japan/Jpetre/ jptrl641.htm 上閱讀﹐譯文(趙京譯)可從香港《十月評論》1997年第3期讀到。

注40﹕這體現了日本共產黨為了狹隘民族利益固執斯大林“聯合戰線”策略的傳統。參見「單方面宣佈保留安保條約可能嗎﹖」《海燕》1998年9月6日第692號。此文章可從萬維網 http://www.bekkoame.or.jp/~swp/Japan/Jpetre/jptrl692.htm 上閱讀。

注41﹕參見平井純一﹕「日本共產黨的政權論是向右轉的第一步」﹐日本《橋梁》周刊1998年9月7日第1945號。

注42﹕1998年6月11日不破與志位的共同記者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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