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亞太地區面臨的“新冷戰”局勢

在包括冷戰期間的至今為止的長達半個世紀的期間裡﹐除了由美國發動(或持續､擴 張)的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以及中印和中越之間的邊境衝突外﹐亞太地區各民族之間 沒有發生動員國家資源的戰爭。這是冷戰後期以及“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經濟得 以發展的條件﹐而這一條件的基礎就是曾經為亞洲民眾帶來最大災難的日本在其和 平憲法的“限制”之下沒有直接介入軍事性的活動。我們今天所享受的和平與繁榮 奠基在人類的巨大犧牲之上得來的教訓。從1989年的中國開始的世界範圍的冷戰終結 進一步給人們帶來了更大的期待。但是﹐冷戰在東亞的終結並沒有(也不可能)以在 東歐､蘇聯那樣的一邊倒巨變完結﹐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仍然處於對峙狀態。

朝鮮半島的局勢由美國主導﹐美國通過與朝鮮南方以及日本的軍事聯盟﹐對失去了 過去蘇聯和今天的中國援助的孤立的朝鮮北方﹐有各種選擇。與它對世界其它地區 的分化戰略相通﹐美國保留朝鮮北方這一“威脅”﹐兼有對付中國､日本和朝鮮南 方的戰略意圖(注1)。當然﹐從另一種意義上講﹐一個可以由美國主導的局勢算是穩 定的局勢﹐只要美國不會失去常識判斷要武力支解朝鮮北方﹐就不會發展成超出區 域性的爭端。

既然任何同盟都以設想的對手為存在前提﹐那麼﹐由世界上第一和第二經濟大國組 成的這個美日同盟唯一可能的對手就是中國。與冷戰期間兩大陣營軍事性對峙不同 的是﹕冷戰以後在中日美這三大強權之間展開的是以經濟利害關係為中心的政治性 對峙﹐筆者願意稱其為“新冷戰”﹐以區別於在歐洲等處的由美國獨自主導的“後 冷戰”概念。這個新冷戰的焦點就是台灣問題。美日同盟的本質﹐就體現在台灣問 題上﹕這個同盟不直接以軍事力量針對中國﹐但通過台灣問題迫使中國在新冷戰的展 開中就範､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支配地位。

台灣問題的由來﹐不用提﹐是日本的殖民主義政策的惡果﹔而其延續至今﹐又是美 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的遺傳。但問題並不如此簡單﹐因為“五十年殖民主義”加上 “五十年帝國主義”卻產生了所謂“台灣民主主義”﹕一方面﹐它確實具有一些本 質性的民主主義特征(如言論､選舉自由)﹔另一方面﹐它表露出來的獨立傾向明顯 帶有敵視中國大陸(政府與民眾)的､為美國與日本的統治勢力效勞的政治性結果(注 2)。這個過程的結局其實也不難懂﹕統治台灣卻號稱代表全中國的蔣介石獨裁王朝壽 終正寢﹐取而代之的台北的統治階層當然寧願依附美日以保持“國家”的體制而不 願向北京稱臣﹔不用說﹐北京當局對天安門事件的鎮壓又加劇了台灣民眾的分離傾 向﹐同時也增加了台北當局討價還價的國際地位。

中國沒有無視美日同盟而“解決”台灣問題的能力﹐但是﹐美國和日本既沒有道義 基礎也沒有不惜與中國軍事對峙的切身利益來助長台灣的獨立傾向﹐它們不放棄台 灣只是因為台灣是一個有利可圖､有理(“保衛民主主義”)可用的籌碼(注3)。所以﹐ 盡管所用的外交辭令有所不同﹐美日(與其它國家一樣)也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無 論從海峽兩岸的相互關係還是外部的國際環境﹐中國的和平統一成為解決台灣問題 的唯一且可行的展望。

二､亞洲和平面臨的挑戰

但是﹐達成台灣和平統一､達成亞洲持續穩定與繁榮的展望面臨ぴ嚴峻的挑戰。以 天安門事件為起始的冷戰在東亞､在世界範圍內的終結﹐為東亞､特別是日本的政 治結構帶來的倒退﹐一旦反映到已經開動起來的政府機器﹐就不易改變方向。1995年 日本的《國防白皮書》明確地闡明日本的安保體制選擇﹕“今天的國際社會裡﹐如 果要靠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確保國家的和平與獨立﹐必須獨自建立無懈可擊的防務體 制對應從包括使用核武器的全面戰爭到使用常規武器的各種各樣的侵略﹐以及以軍事 力量為背景的示威､恐嚇等”。但這不符合日本(目前)的政治姿勢﹐“所以﹐既然 我國不能獨自建立可以對應任何事態的無懈可擊的防務體制﹐日美安全保障體制就 成為確保我國安全的必要措施”。

雖然日本政府一貫以“聯合國中心主義”作為貫徹和平憲法展開日本外交的一個中 心原則﹐這裡已經完全看不到對聯合國的幻想。在冷戰時代﹐由美蘇(以及後來加入 的與美蘇對立的中國)抗衡的聯合國無法施展武力解決國際爭端﹐正好符合日本的和 平憲法精神。冷戰結束以後﹐日本積極推動“聯合國中心主義”﹐帶有了新的註解﹕ 以1991年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形式下(注4)展開的對伊拉克軍事行動為象征﹐美國又 開始主導聯合國行使軍事行動﹐日本積極策動加入能夠參與國際軍事行動的安理會﹐ 正好符合日本在聯合國旗號下的大國主義擴張(注5)。顧慮到戰後以來的根植於民眾 的和平主義理念﹐日本政府為日本進入安理會加上“不參與軍事行動”的“願望”﹐ 但積極推動日本進入安理會的美國明確表示﹕在達到成為安保理常任成員之前﹐日 本必須依靠美國成為“普通國家”(注6)。

與此同時﹐日本民眾的政治意識也已經發生更明顯的分裂﹐在部份民眾積極行動起 來反對美日同盟的擴張､反抗緊急立法體制的同時﹐否認日本侵略歷史的“自由主 義史觀”等思潮也不斷地增長(注7)。例如﹐由右翼“青年自由黨”發起的全國各地 的要求削除教科書“慰安婦”記載的請願活動﹐獲得廣泛回應。在39個都道府縣﹐ 有6個縣議會(茨城､千葉､新瀉､香川､長崎､岐阜)採納請願的「意見書」﹐有2個 縣議會(岡山､鹿兒島)採納請願意旨﹐還有10個縣議會在繼續審議(注8)。

更重要的是﹐對於日本而言﹐冷戰結束的過程幾乎與日本經濟的衰退同時進行﹐政 治上的反動就很容易被鼓動到三十年代的那種向外擴張的軍事道路上去。連續八年 的經濟衰退(注9)﹐特別是受到1997年下半年以來的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等的金 融危機的進一步影響﹐表明日本必須進行結構性､制度性的變革。但如何變革日本 的政治經濟制度﹐又很大程度上受美國的政策影響。雖然美國的亞太地區外交政策 也在流動之中﹐但總的趨勢是﹕美國的政府､企業與學術界已經越來越不耐煩､越來 越直接地干涉日本的經濟政策､要求日本改變曾經為日本帶來奇跡的“日本式資本主 義”制度､向美國看齊(注10)。

1996年初上台的橋本“改革”政權本以為靠“節儉政府開資”等傳統方法恢復日本 的經濟成長﹐但一遇到“住宅專門”銀行的破產處理問題(注11)﹐就暴露出統治階 層的利益本性﹐拋棄政策的一貫性﹐投入稅金拯救日本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產業 (金融)。橋本政權自身也不得不承認﹕作為橋本政權最大政策課題的“財政再建” 項目，早已灰飛煙滅。到了1998年初﹐繼一系列反反復復的經濟政策的失敗之後﹐ 日本政府施行兩萬億日元的特別減稅、三十萬億日元的拯救銀行的政府資金投入的 “大手術”，也都沒有達到預想的刺激景氣的效果。3月26日，執政的自民黨與社會 民主黨趕在五月在英國召開的八國首腦會議之前，又發表了歷史上最龐大的投資﹕ 十六萬億日元的“綜合經濟對策”﹐其中包括補助大型建設公司的公共投資項目、 用郵局儲蓄、簡易保險的資金投入股市以維持、操縱股價等手段。然而，自“泡沫 經濟”破滅以來低迷不升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價格並不為所動(注12)。當然，除了橋 本政權的反動與無能外，來自克林頓政權的頻繁的“擴大內需”的､逼得橋本政權 都以“干涉內政”來形容的財政政策的強硬壓力也對日本的經濟危機火上加油。

克林頓政權的對日要求，反映了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心的美國賭博式泡沫經濟 不斷膨脹下伴隨的巨大破滅危機意識。隨著1971年停止美元兌換黃金的“尼克松震 動”和70年代中期全球同步大蕭條，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了它的結構性危機階段。自 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經濟加深了它的畸形､寄生和脆弱的特性，強化了它對 日本經濟的依賴。美國經濟的這些特征並不僅僅來自于賭博性和投機性的增強，而 且來自于以下事實﹕美國的經常項帳目和國家預算嚴重赤字是由外國資金來彌補的， 它借外國的錢來進口和消費來自外國的財富。而支撐美國這個世界最大債務國經濟 的正是世界最大債權國日本。

美國建立的“迴避”(實際上是延緩進而加劇)危機的機製如下﹕以來自日本掙得的 對美貿易順差的數額巨大的美元，作為日本對美證券投資回流到美國。這筆資金彌 補了美國經常項帳目和國家預算的赤字。此外，日本銀行從歐洲美元市場借數量巨 大的短期貸款，以比日本高得多的利息率投資于美國國債﹐同樣抵消了美國的赤字。 為維持這種機製，日本政府總是保持其官方銀行的利率比美國銀行低2-4個百分點(注 13)。

美國經濟也加大了它對日本經濟的依賴性，沒有日本的支撐就無法站穩腳跟。如果 從日本回流美國的巨額美元即使有片刻停頓，美元也會失去信用，美國經濟會立刻 陷入災難。目前﹐日本保有32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而保有約800億美元美國國債的 其他亞洲國家，有些（韓國、泰國等）已經開始出賣了。盡管目前美國國債的回收 利潤較高(注14)﹐但一旦日本由於金融破綻也不得不拋銷美國國債，美國的金融恐 慌與世界金融系統的危機就來到了。盡管日本的國民早已經捏緊錢帶﹐對於克林頓政 權來講，要求日本“擴大內需”、開放市場、增加因為經濟蕭條造成的不斷減少的 來自美國的輸入，成為最後的手段(注15)。

自1994年以來，美國的投資收支開始陷入赤字､達42億美元，96年更增加到84億美 元。同年的財政收支赤字達到1481億美元。1997年美國的貿易赤字為1137.5億美元， 達到了88年以來的最高水準。受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隨著美元的升值﹐美國的從 亞洲的輸入進一步增加而對亞洲輸入開始減少(注16)。美國的貿易收支赤字、財政 收支赤字，加劇了不均衡的美國經濟邁向破滅的速度。這對於超過九千美元大關的 紐約股票市場價格的“空前繁榮”的美國泡沫經濟，隨時都可能引發“大爆破”並導 致世界範圍的金融危機的爆發。亞洲貨幣和金融危機的觸發，是由于美日金融勢力 加快它們對這一地區的新型殖民主義瓜分的結果，危機還揭示了這些附屬於美日經 濟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體是多麼的畸形和脆弱。

在所有這些危機的背後是一場深刻的由包括美日在內的世界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的 激化而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危機。除了以軍事同盟關係為特征的美日相對地位外﹐日 本經濟一方面加強ぴ美國經濟的危機﹐另一方面又加深對美國的從屬性。無論美國 對日本提出多麼苛刻的要求﹐日本也得接受﹐但日本提議的以日元為本位的亞洲貨 幣基金等想法﹐被美國的強烈反對和別的亞洲的冷淡所挫敗。美國､日本和歐洲在 亞洲市場和解救亞洲危機的方法上爭奪霸權的鬥爭進一步加深。美國力圖使其他勢力 (特別是日本)出錢､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主要工具來擺脫亞洲危機(注17)。

如果說，戰後以來的受國家保護的金融產業一方面由於與政府、自民黨的關係，內 部已經腐敗透頂(注18)；另一方面，起到了保障勞動者部份基本權利的機能的日本 金融制度，也幫助了“終身僱佣”等勞資調和型的日本式資本主義形態創造了奇跡 (注19)。以金融“大震蕩”為標誌的日本經濟全面自由化，伴隨著《勞動基准法》 改惡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改革”(注20)，把整個日本經濟，包括廣大勞動者的基 本生計，都投入全世界規模的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巨大賭博系統之中。1998年9月﹐日 本政府在七國工業發達國家財政首腦會議(華盛頓)上提出“拯救亞洲貨幣和金融危 機”的一攬子計劃﹐在此名義下力圖嚮日本金融機構提供巨額公共資金。這實際上 是用日本國民的稅收來挽救染上巨額壞帳瘟疫的日本私人金融機構，並且挽救日本 資本主義在生產過剩危機下免于陷入日益增長的金融恐慌中(注21)。

　　美國在八十年代後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時起，就積極推行執行其使全 球經濟美國化的戰略並死死抓住其霸權地位，而首要的目標就是要把最大的債權國 日本經濟變成美國型的經濟並鞏固其對日本的控制(注22)。美國非常清楚﹕推動日 本的軍國主義擴張﹐起碼的目前的實力對比中﹐絲毫不會損害美國的利益﹐而一個 沒有反省歷史卻扮演軍事角色的日本必然孤立於亞洲﹐這反過來促使日本進一步附屬 於美國。以新防務指南為代表的美日軍事同盟關係進一步加強﹐正是在這樣的政治､ 經濟背景之下出籠､以對應它們的正在加深的內部和外部危機。

亞洲民眾面臨ぴ前所未有的挑戰。

三､美日同盟與中國的良性互動展望的關鍵﹕中國的民主化

對應亞太地區新冷戰挑戰､達成台灣問題和平解決､達成亞太地區持久和平與繁榮 發展的首要課題是中國的民主化。

1998年10月﹐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理事長辜振甫(注23)繼1993年與中國的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第一次在新加坡會談以來﹐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 並與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中國方面有意不用“國家主席”的頭銜)江澤民會見。台灣 打出“基層民主交流”的牌子﹐辜振甫直接告訴江澤民“大陸必須推動民主化才能 進一步與台灣談統一”。江澤民祇得坦率相告﹕中國大陸並不想阻撓民主的發展﹐ 但需要時間和實踐。這段插曲﹐其實是對歷史的諷刺﹐以民主､人權訴求贏得政權的 中共現在竟然面臨來自繼承腐敗獨裁王朝的當局的挑戰(注24)。

無論台灣當局打出“民主”牌的意圖如何(注25)﹐一個民主的中國是對台灣的安全､ 亞太地區的安定的最大的保障。伴隨ぴ經濟發展(或者停頓)､民間國際交往而高昂 起來的中國民族主義(注26)只有在民主主義的引導下才可能促進中國與美日之間的 良性互動關係。除了對台灣､對亞太地區以及整個世界的影響外﹐中國的民主化的 意義更在於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已經二十年過去了﹐中國 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遷。鞏固､保護這二十來年中國民眾奮鬥得來的成果(經濟的成 長､民眾﹐特別是農民的人身自由等)﹐以及進一步改進政治與經濟制度(防止腐敗､ 反對失業等)﹐都需要進一步的､更徹底的民主化。

自從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民眾的奮鬥已經結出不可逆轉的果實(注27)﹐經歷ぴ較 大變遷的中國政府終于也逐漸認識到﹕民主(與人權)不僅僅只是對手用于攻擊自己 的借口﹐同時也確實是改進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維護自身利益的一個強有力的立足 點。大概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中國政府在辜振甫來訪的前幾天﹐盡管國內的條件尚 未成熟(基礎的新聞自由等還沒有成立)﹐簽署了聯合國「公民與人權公約」。應該 說﹐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明智舉動。

當然﹐就國際局勢而言﹐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遠遠跟不上世界潮流﹐即使連中國政府 是否真有誠意實行「公民與人權公約」﹐也還是需要進一步的觀察。當然﹐正如今 天的進步是由民眾不斷的犧牲與努力的結果一樣﹐中國的實質性的民主主義與人權 保障的實現﹐還需要我們繼續奮鬥。

美日同盟與中國的關係､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的前途正處於歷史性的轉折點上。亞 洲的民眾正面臨ぴ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挑戰﹐同時﹐再也沒有任何時候向今天這樣﹐ 付與了亞洲民眾掌握自身命運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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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最好的例子是1995年3月成立的由美國主導的“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 日本､韓國､以及歐洲聯合(EU)等其它31個國家都只是美國在與朝鮮北方談判時的 利用手段。朝鮮北方也對美國要利用自己(幫助維持專制王朝)的意圖心領神會﹐在 一系列談判中獲利不少。另外﹐我們特別要注意另一個對朝鮮半島局勢發展有僅次 於美國的決定作用的中國沒有參與KEDO的游戲。

注2﹕筆者在普遍意義上反對今天的任何國家形態﹐不否認任何有獨立意願和能力的 地區﹐包括台灣﹐的獨立權力。但是﹐雖然在此不可能展開對台北當局的性質的討 論﹐在目前形勢下﹐台灣獨立只會帶來歷史的倒退。參見筆者的評論﹕「中國的民 主化與台灣的前途」《留學生》第8期﹐Madison, USA, 1997.

注3﹕最好的例子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的“總統”選舉期間在台灣海峽附近舉行 的軍事演習。此演習在一般台灣公眾以及美日的新聞媒介造成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 助長了台灣獨立的傾向。自從此次演習以後﹐日本的普通媒介開始以“警戒”的態 度報道關於南海等中國與週圍國家的爭端。不過﹐從長期的國際政治關係來看﹐普 通人的記憶容易淡薄下去(正如推動台灣獨立的人們忘記了台灣問題的由來一樣)﹐ 但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在決策時卻不可能重複同樣的選擇。

注4﹕中國投下了唯一的棄權票﹐顯示了今後圍繞安保理鬥爭的展開﹐盡管那時中國 本身還處於世界輿論聲討之中。

注5﹕小澤一郎的《日本改造計劃》是最明確的宣言﹐聲稱在和平憲法限制下的日本 是不正常國家﹐要改造日本成美國那樣的“普通國家”。

注6﹕例如﹐Mondale 1993年7月28日在美國國會就任駐日大使聽政會上的發言“推 動日本發揮國際領導作用符合美國的利益”﹐1994年7月14日美國參議院的一致決議 強調“日本決心參與所有聯合國和平維持行動是美國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 任成員的前提”。

注7﹕在否定歷史的右翼裡﹐也有同時反對美國霸權(以反對東京審判結果為代表)的 尊皇勢力﹐與日本共產黨有異曲同工之處。這只是右翼政治勢力中的極少部份﹐它 或許代表了某種“將來與美國平起平坐”的願望但不會被任何有現實政治野心的右 翼勢力所接受﹐例如﹐以下提到的出資製造《尊嚴與命運的瞬間》的青年自由黨黨 首中村功﹐在海灣戰爭期間發動“民間”(實際上是利用與他傘下的“東日本建築” 公司有關係的公司)為美軍募捐。

注8﹕引自表義文﹕“要求削除教科書記載的地方議會的動向”﹐1998年10月5日﹐ http://www.asahi-net.or.jp/~prly-twr/gikaiketu.html。

注9﹕面對越來越惡化的日本經濟蕭條局勢﹐日本的經濟規劃廳曾經隱瞞統計數據以 安定民心﹐以為日本的經濟狀況並不深刻﹐可以靠操縱數字來“幫忙”。現在﹐日 本經濟計劃廳已經不得不把日本1998年的經濟成長預測從+1.8%修正為-1.9%。

注10﹕Akira Iriye, Japan through History, Education about Asia, Volume 3, Number 2, Fall 1998,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注11﹕在第八章第一節討論日本的統治構造時曾提到銀行的支配地位﹐而“住專” 還不是正式的銀行﹐其業務是提供住宅貸款。“住專”成為“泡沫經濟”破滅後的 第一項大型破產行業﹐就是因為日本的“泡沫經濟”以超過實際價格的房地產投機 為主。在自民黨執政下的日本政府強行投入稅金拯救“住專”﹐一方面是因為它的 階級性質所然﹐另一方面就因為日本的統治階層此時還沒有意識到日本的經濟狀況 的深刻程度。

注12﹕1989年11月29日，東京股票交易所第一營業部的225種股票的日經平均指數達 到歷史最高值38915點﹐那一年的股票交易總量達2183億股。日本政府用儘了各種行 政干預手段防止日經指數跌到“象征經濟蕭條”的18000點﹐但只是推遲下跌而已(1993年 月)。1998年10月﹐日經指數已經跌到13000。

注13﹕從八十年代至今，只有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的1991和1992年兩次，日本銀行的 官方利率高于美國。日本普通人在銀行的儲蓄利率早已低於1%﹐放在銀行裡的存款 變相貶值還不要緊﹐銀行卻用這些儲蓄存款去投機﹐獲得了利潤成為資產階層的報 酬﹐破產了由自民黨政府用稅金補償。例如﹐1998年10月日本國會決定投入5千億日 元拯救的長期信用銀行的行長在退休之前明知銀行早已破產﹐卻還領走9億日元的退 休金。

注14﹕直到八十年代前期為止，英國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外國買主。然而，從1985年 開始，美國成為淨債務國(1986年底時淨外債達8313億美元成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 同時﹐日本取代英國成為美國債權的最大買主。美國政府的未償還國債在1997年2月 時超過了5萬億美元，其中，3.5萬億是在市場上出售的。外國買主的淨購買額佔34.3%， 而日本在全部外國購買者中所佔的比率約為四分之一。美國政府每年僅支付國債利 息就高達600億美元以上。參見日共（左翼）中央委員會在1998年4月第一屆亞太馬克 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大會上遞交的文件﹕“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組成部份的亞 太危機──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的經濟基礎（上）”﹐譯文見於《中國與世界》 1998年10月。

注15﹕高島義一﹕「美國對日本經濟政策的干預」﹐新時代社《橋樑》周刊1998年 4月6日第1529號﹐其譯文(趙京譯)可從《十月評論》1998年第3期或1998年《比較政 策評論》(https://members.tripod.com/~cpri)上讀到。

注16﹕1998年8月美國的貿易赤字又創造最高值﹕167億美元﹐其中對中國逆差約60億 美元､對日本約52億美元､對其它東亞國家約51億美元﹐加起來佔美國貿易赤字的 98%。

注17﹕美國還利用股市下跌的機會收購有利可圖的公司，在尖端信息､通訊工業和 金融市場上建立起更絕對的支配地位。這樣的惡性競爭使亞洲危機更加嚴重。

注18﹕被稱為“省中之省”大藏省和中央銀行的許多高級官員，以及巨型銀行和股 份公司的經理紛紛被逮捕或解僱。理由是他們行使賄賂或參與非法交易，諸如向公 司詐騙者和議員提供好處，賠償大客戶的損失，或轉嫁虧損交易。這使人回想起大 戰剛結束時，作為戰後改革的一部份﹐由盟軍執行解散財閥政策，從政府中清洗戰 爭合作者，大多數大公司的的所有者遭到肅整，幾乎所有總經理被撤換。現在我們正 日睹著從那時以來最大規模的總經理辭職以及政府各省和機構的重組。

注19﹕象征勞資調和的“日本資本主義”特征的企業的終生僱用與國家的年金保障 制度已經破產。

注20﹕日本的資產階級認為曾經為日本帶來經濟奇跡的僱用關係已經不適合新的國 際競爭形勢的需要﹐要向美國式資本主義看齊。其基本的指導思路是﹕僱用關係(工 資､工作條件等)應儘量由僱主與僱員“自由協議”﹐減少“政府的干預”﹐把一些 經過民眾奮鬥得來的成果埋葬。早已右傾化的日本最大工會聯合會(連合)在這場鬥 爭中完全喪失代表勞動者階級的功能。參見《橋樑》1998年6月29日第1540號社論 「日經連五十年的夢幻」，東京，新時代社(譯文可見於香港《十月評論》1998年第 4期總第190號﹐趙京譯)。

注21﹕日本總出口的43%是在東亞市場。在日本對亞洲的2639億美元貸款中有多少是 無法回收的﹖這一數字並未公開。即使按保守估計，這一比例看來也達到20%-30%。 引自注14日共（左翼）中央委員文件。

注22﹕美國中央情報局在《2000年的日本》報告中這樣陳述其對日本的戰略﹕美國 需要形成一套戰略和政策，以在世界上控制主要工業､市場和技術，其方法是確保 美國金融部門的強勢，並為其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金融部門的強勢是成功領 導全球經濟的唯一根據。正如報告所說，美國已經依賴于金融和美國最有優勢的尖 端信息和通訊工業執行了這一戰略，促進了美國和日本經濟的整合。

注23﹕台灣方面﹐李登輝選擇辜氏作為“和平統一”談判代表﹐也很有深義﹐因為 辜氏家族正是台灣本土的親日(蔣介石當政時親蔣)勢力代表﹐曾獲得日本天皇的勛 章。辜氏本人年輕時強烈主張台灣獨立﹐符合李登輝的帶領台灣“逃出埃及”理想﹐ 在與大陸談判時不會“出賣”台灣。

注24﹕台灣在談判中提出要參與KEDO､援助朝鮮北方(見注1)﹐想把大陸與台灣的關 係提昇到南北朝鮮的“平等主權國家”的關係地位。

注25﹕本文無法展開對於台灣政體的性質的討論﹐但是﹐僅就台灣當局對待中國民 主運動的政策(收買､拉攏少數有名人物﹐拷打､監禁無名活動分子)可見其“民主” 性質的一個方面。與其遙遠的“統一大業”政治談判﹐台灣當局與大陸當局交流的 最大意圖在於事務性的協定﹕由大陸當局保障在大陸的台灣商務､壓制大陸民眾到 台灣來“搗亂”。

注26﹕圍繞釣魚島的､以香港和海外華人為主體的抗議事件就是一個例子。

注27﹕由政治反對派進行的運動﹐雖然也表現出分散的獻身活動﹐但多數被(主觀或 客觀的)國家政權所利用﹐並不具多少實質意義。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主體當然是從民 主主義得益最多､從專制體制受害最深的中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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